慈善组织政府监管困境及其法律规制_开题报告

（一）国外研究现状 

英国的慈善事业和慈善组织历史悠久，其间经历了多次政策调整。20 世纪初，英国社会问题较为严重，慈善组织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很难满足社会需求。1914 年以后，政府的介入深刻影响着英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英国政府加强了自身社会福利保障功能，政府的过度介入使慈善组织的功能有所削弱。二战后英国政府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方面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扩展到医疗保健和生活费用保障等领域。政府职能的扩张进一步削弱了慈善组织的作用，当时的撒切尔政府没有给慈善组织足够的肯定和重视，从而造成慈善组织和政府之间处于一种紧张状态20 世纪末布莱尔政府开始重视政府与慈善组织

的合作，1998 年英国政府与全英慈善和社区中心签署了《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关系协定》，协定的签订表明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正式确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布莱尔认为：政府应当与慈善组织等非官方组织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在教育、卫生、社会工作和儿童看护等社会公益事业方面，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应该加强而不是削弱公民社会。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主张，国家和公民社会应当加强合作，因此慈善组织与政府福利机构应当是互补关系，而不应当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政府应当给予慈善组织支持。英国慈善组织有很大一部分资金收入来源于政府，政府给慈善组织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援助。早在 20 世纪 80 年末，英国政府每年给慈善组织提供的税收优惠总额近 10 亿英镑，政府给慈善组织直接提供的财政拨款最高时达到慈善捐赠总额的45%当然，英国政府在给慈善组织提供支持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慈善组织的监督。英国政府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来规范慈善组织活动，如通过立法规定慈善组织应当向社会公众和慈善委员会开放，允许公众提出质疑，要求慈善组织必须给予答复。慈善组织在英国社会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社会生活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英国政府十分重视对慈善组织的规制，其规制制度比较完善。根据《1853 年慈善信托法》设立的慈善委员会是专门的慈善组织规制机构，在慈善委员会的推动下，英国的慈善组织制度日益规范化。总体上看，英国的慈善委员会运用法律赋予的职权有效地规制慈善组织良好运行，维护了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和名誉。经过长期的实践，英国建立了一个对慈善组织扶持合作与全方位监管的体系，这些可以为我国完善慈善组织行政规制制度提供有益借鉴。  

美国的慈善事业规模宏大，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有30 多所大学设有慈善事业研究中心，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霍普金斯大学的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杜克公益事业与志愿活动研究中心等。美国学者朴哲斯所著的《慈善与非营利组织》一书，系统地阐述了慈善组织与其他类型非营利组织的一些基本问题。美国学者莱斯特·M·萨拉蒙（Lester M．Salamon）等所著的《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一书对美国、英国、芬兰等国的非营利组织进行了梳理，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各国非营利组织的规模、结构、收入基础以及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另一部比较重要的著作是美国学者贝奇·布查特·阿德勒（Betsy Buchalter Adler）所著的《通行规则：美国慈善法指南》，该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美国慈善组织的概念界定、慈善组织的经济收益、公共慈善机构、私人基金会、慈善组织的商业活动、慈善组织的自我治理、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建设等方面内容。布赖特·G·沙夫的《联邦、州以及非正式机制在美国慈善组织管理过程中的融合》一文，从慈善组织的筹备、创立、运营和终止等四个阶段阐述了联邦及州法律如何在慈善法规中实现有机结合，从而实现对慈善组织的有效规制。乔尔·L.弗雷施曼(Joel L.Fleishman)所著的《基金会：美国的秘密》通过 99 个案例，概括介绍了某些慈善组织或者慈善项目的发展脉络，通过准确的概括和丰富的案例对美国基金会做出了全面细致的解读，既阐述了美国基金会的成功之处，也分析了美国慈善组织的不足。乔尔·L.弗雷施曼(Joel L.Fleishman)的另一本著作《基金会：美国的秘密》主张：“基金会与其他社会机构一样都需要在社会大环境下运作。所以，社会大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基金会的能力、选择和工作方式。无论是政府管理、公共监督或自我管理，都应当促使基金会更积极、准确、高效地使用资金，并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美国学者托马斯·西尔克（Thomas Silk）主编的《亚洲公益事业及其法规汇编》一书分别介绍了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中国等 10 个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公益组织在组织类型、登记注册、税收等方面的规定。 美国没有专门的慈善组织法，有关慈善组织的法律规定散见于若干单行法中。如美国的宪法、税法、公司法等联邦和州的法律法规中都有或多或少地关于慈善组织的规定。美国的慈善组织立法在考虑到美国国情和人文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尊重慈善事业的发展规律，采取多种规制手段促进慈善事业繁荣发展。美国宪法明确赋予了公民自愿参与慈善组织活动的权利，这为慈善组织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宪法基础。对于慈善组织的监督，美国学者里贾纳.E.赫兹琳杰(Regina 

E. Herzhnger)在其出版的《非营利组织管理》一书中提出了“披露——分析——发布——惩罚”四位一体的 DADS 监督法，赫兹琳杰认为慈善组织不同于一般市场主体，因而需要用特别的机制对其加以监督。按照 DADS 法的要求首先应当做到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透明，然后根据公开的信息分析并公布慈善组织的工作业绩，再根据分析结果对那些不遵守规定的慈善组织做出相应的惩罚。

（二）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慈善组织行政规制法律依据的研究

阴猛撰文《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立法状况述评》对当代中国慈善组织立法状况作了详细的评述，周美艳撰文分析了慈善组织立法的重要意义。陆中宝对我国慈善组织立法模式选择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针对我国慈善组织立法的现状，借鉴国外经验提出我国慈善组织立法应当采取集中立法模式，制定一部综合性的慈善基本法。桂世勋撰文《关于完善中国慈善事业政策法规的思考》将慈善政策考虑进来，关注到慈善政策对于慈善事业发展的作用。刘云飞的《我国慈善立法问题简析》一文分析了我国慈善组织立法的现状、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龚汝富在《民国时期监督慈善团体立法及其启示》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民国慈善立法的特征，并从中找出对当代慈善组织立法的启示：加强立法，依法监督慈善组织，将监督慈善组织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同时应加强对慈善组织运行过程的监控。刘坤撰文详细介绍了英国慈善法律制度，她认为英国《慈善法》中关于慈善组织形式、善款的筹集与运用以及慈善组织的监管制度等方面值得我们借鉴。杨肖宁对我国慈善组织立法现状做了分类整理，认为我国现行慈善组织立法层次较低、可操作性不强、政府发展慈善事业角色定位不准确、税收减免规定不合理等问题是阻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原因。

2．关于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问题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的载体，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与培育，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定位直接影响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国内主要有如下内容：兰花认为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在不同时代交替改变力量对比的互动关系；黄伟忠认为慈善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应由政府主导型向政府与慈善组织合作转变；汪大海、何立军主张政府与慈善组织应当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发展慈善事业；杨文森主张构建公益性扶贫慈善组织与政府的二元关系模式，二元关系模式的基本内涵是发挥政府对慈善组织的支持和引导作用，重视公益扶贫慈善组织自身能力建设。潘屹认为慈善组织应当独立于政府，但是我国的慈善组织又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慈善组织，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而独立存在。李珍刚所著《当代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对中外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进行了总结，认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应当是互动关系，并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实现互动的条件及具体路径进行探讨。此外还有张燕丽、刘宝成的《“转型期”政府与慈善机构关系的转变》，和蕊的《我国慈善立法中的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徐顽强的《资源依赖视域下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研究》等文章也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了观点。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我国以法学视角研究慈善组织的专著、范文并不多，更多的著述是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历史学等视角进行研究，专门以行政法视角研究慈善组织行政规制问题的几乎没有。当前，对我国慈善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慈善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捐赠制度、公信力问题、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慈善组织准入、如何规范慈善组织等内容的探讨上。众多研究总结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水平低、政府主导性强、慈善组织公开透明度不高、公信力差、公众慈善意识淡漠等特点，分析了阻碍慈善组织进一步发展的文化与法律制度因素；提出要培育现代慈善意识、完善慈善组织法律法规、健全监督机制等建议。目前学界研究的重点仍是如何促进慈善组织发展，加强慈善事业人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完善慈善组织法规政策体系和对慈善组织的监管体系。本文的选题顺应了我国慈善公益事业飞速发展的时代需求，以行政法为视角，正确界定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明确政府规制责任，规范、引导和监督慈善组织，既要充分发挥慈善组织的积极作用，又要遏制其消极影响。 

二、范文提纲

引言

慈善组织政府监管理论概述

慈善组织的概念

慈善组织政府监管的概念

慈善组织政府监管的意义

慈善组织政府监管困境

我国慈善组织政府监管的立法现状

1.立法现状

2.监管现状

（二）慈善组织政府监管的困境

1.政府监管的立法不足

2.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

3.政府监管权责不明

三、对我国慈善组织政府监管的法律规制建议

（一）健全政府监管慈善组织法律制度

（二）建立政府监管慈善组织的配套制度

（三）明确政府监管慈善组织的权责

结语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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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国平.论我国公益组织与财团法人制度的契合[J].江苏社会科学. 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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