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调解适用研究——以《行政诉讼法》第60条为分析对象_开题报告

一、文献综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内外学者对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态度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赞同说，否定说，折衷说三种。

1.持赞同说的学者及主要观点

在中国历来坚持以和为贵的思想时，西方法谚也提出“差一点的和解也胜过完善的诉讼”。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娜·沃波鲁格认为与诉讼不同之处在于，诉讼着眼于过去，而调解更强调未来，这样调解协议对于仍想继续保持某种关系如商业关系或雇佣关系的双方而言，尤为重要。提出创造性设想的阿瑞尔·鲁滨斯坦主张一种“讨价还价博弈”的模型，其中当事人被迫达成一致不是因为他们想尽快获得达成一种的利益，而是因为每一轮谈判双方都要付出成本。而诉讼调解就是一种典型的讨价还价博弈，它有助于实现双方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增加行政与相对人的合作”——一可减少因法规范之不确定概念带来法不安定性，同时亦使避免潜在之冲突，降低事后法律争执之可能性。我国学者张博树则认为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一个关键就是要使制度的构建充分体现当事人双方的共同意愿，同时能够保障原告有与被告平等协商的能力，特别是行政机关提供必要的行政信息，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对话达成合意，这一争议解决的过程与情境接近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真之合意论”。

2.持否定说学者及主要观点

基于大部分国家主张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现实，现今只有少数学者持否定观点。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提出诉讼上调解制度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与法院行使审判权结合的产物，立法者将调解纳入诉讼程序是基于这样的构想，通过法院调解既可以获得与判决相同或者相近的法律上正确的处理结果，同时又可以避免判决所具有的高成本和强制性。但问题在于审判权介入调解，则会影响当事人自由合意的形成，造成“合意的贫困化”。另外国内部分更是大胆设想“以域外的诉讼和解替代法院调解制度”或“法院不能调解，但是原、被告可以和解”。意大利学者莫诺·卡佩莱蒂作出如下阐述：“只有在纠纷（如环境纠纷）的调解双方当事人都拥有同等的协商能力，或基于所采用的主张能成功进行诉讼的情况下能实现正义，如果环境保护主义者没有掌握使对方得意信服的救济手段，我们不怎么希望通过调解帮助他们。”

3.持折衷说学者及主要观点

台湾学者蔡志方研究法国和德国的行政法明文规定后，认为可以有限度地进行和解。翁岳生教授认为，“处分主义在经过一定限制后，并不至于危及依法行政原则的贯彻”。由此可知，折衷说认为应该主张行政诉讼中有限度的调解制度。现实中除了奥地利、意大利等少数国家尽职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对行政诉讼中有限的调解制度进行立法确定。如德国行政法院第87跳规定：“审判长或其指定之法官，为使争诉尽可能一次言辞辩论终结，于言词辩论前有权为必要之命令。其有权试行参与人为争诉之善意解决之和解。”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19条规定：“当事人就诉讼标的具有处分权并不违反公益者，行政法院不问诉讼程度如何，得随时试行和解。受命法官或委托法官，亦同。第三人经行政法院许可，得参加和解。”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法院不管诉讼进行到任何程度，都可以尝试和解，或者使受命法官或委托法官尝试和解。”

（二）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飞速，同时也进入了改革的深水领域，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和复杂化，面对这种情形，我国行政诉讼领域也面临着众多困境。我国行政诉讼法自1990年实施以来，明文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该条规定所引发的重要理论和实际问题一直阻碍我国行政诉讼的进一步发展。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中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要按照“坚持合法审查，促进执法完善，依法规范撤诉，力求案结事了”的原则，积极探索行政案件处理的新机制。因此，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于2015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包括将原来的第50条改成了新的第60条。而此次修改，被学者誉为“依法治国的抓手和试金石”，堪称一部有效地把“行政权利关进笼子”的法律。

二、范文提纲

引言：讨论在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适用范围

一、行政诉讼调解的产生及其背后动因

（一）行政诉讼调解的产生

（二）行政诉讼调解产生的动因

（三）“公权力不可处分”与行政诉讼调解的内在张力与化解

二、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

（一）调解适用范围的争议

（二）调解适用范围宜采限缩解释

（三）调解适用情形的解读

三、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程序

（一）调解模式的选择

（二）调解的前提与边界

（三）调解的展开

（四）调解的效力

（五）调解的瑕疵及救济

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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