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打”的利弊得失_开题报告

一、拟解决的问题、创新思路及研究手段、方法

     一、拟解决的问题

（一）严打是否有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在严打这样的运动性执法活动下，违法犯罪者所受的刑罚一般都是会在从重的量刑上处理，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突破。拟寻求严打在法律上的依据。

（二）严打是否应该转变

严打即使从最初的从快从重的处理刑事犯罪至今一直都在细微地发生变化，一将在现今社会背景下，已经在1983年严打提出之时的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严打的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从现在严打活动的利弊分析比较，对严打的未来趋势作出判断。

二、思路

（一）研究严打政策产生的社会背景，比较当今社会的社会背景与1983年严打政策制定之时社会状况。结合当时民众的主流思想以及当今社会的主流思想比较严打政策；

（二）研究严打政策的发展状况以及在经历了三次大的全国范围的严打之后，现今严打政策的存续状况；

（三）对于现在社会严打的利弊比较；

（四）基于改变将严打政策转变成为运动式执法的现状，提出关于将严打融入日常，建立执法长效机制的建议。

三、研究方法

    参考各类学术范文、权威期刊，再结合现实中相关热点案例，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并运用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对严打政策进行反思，将严打政策产生的利弊进行比较，尝试将严打政策中所有的有利的一面融入到日常执法中，形成执法长效机制。

二、范文提纲

一、严打的定义

二、“严打”的历史发展

（一）“严打”的来源

（二）历史上的三次“严打”战役

（三）现今的“严打”的作用

三、 “严打”的利弊分析

（一）对历史上三次全国范围内严打的分析

（二）对于现今专项严打的分析

（三）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对严打的分析

四、“严打”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影响

三、文献综述

   一、“严打”的定义

1．马克昌在《关于“严打”的刑法学思考》中的观点为最普遍的观点，即，严打指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危害治安的犯罪分子；

2.谢鹏程和马立东在《论“严打”与检查改革》中认为，严打是当代中国在走向法治的进程中，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采取的通过强化执法部门的职能来集中解决社会治安中突出问题的刑事政策；

3.肖扬主编的《中国刑事政策和策略问题》中有观点认为，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危害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方针，是党和国家根据我国社会治安的具体情况和实际斗争的需要而制定的，它是我国政法工作在一段时期内长期坚持的一项知道方针；

4.赵秉志在《对“严打”中几个法律关系的思考》中的观点是：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危害治安的刑事犯罪活动，是中央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惩治犯罪、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方针，是我国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首要环节，也是邓小平民主法治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严打”的历史发展

1.胡敏在《80年代的“严打”记忆》一文中介绍，最早“严打”的产生：1983年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今牙克石市）发生了“六·一六”特大凶杀案：8名犯罪分子联系作案十多个小时，杀死27名无辜群众，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而此前一个月，卓长仁等几人从沈阳劫持民航班机飞往韩国；2月12日，沈阳空军医院463医院院内，王宗和王宗玮开枪杀死四人后流窜，开始了震惊全国的“二王案件”。在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了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关于全国各地严重的治安状况的汇报后，十分的严厉的指出：对于当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要从重从快。指出：“严打”就是加强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要在3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严就能治的住”。于是在1983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严打”拉开了序幕。

2.朱艳英则在《罪刑法定与我国的“严打”》中详细介绍了“严打”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

1983年8月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统一部署，开展了为期3年的第一次全国性整治行动。

1996年“严打”的行动任务是（1）侦破一批重大案件，追捕一批负案逃犯；（2）坚决打击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流氓恶势力；（3）严厉打击、密切防范以金融单位和城市居民为作案目标的抢劫、盗窃犯罪；（4）集中整治一批治安混乱地区；（4）严厉查禁制贩吸食毒品、卖淫嫖娼、制黄贩黄、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6）大力收缴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管制刀具，严厉打击非法制贩活动。

2001年全国治安工作会议确立了“严打”的打击重点是3类犯罪：（1）有组织犯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2）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3）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

3.张宝东、唐新茗：《从刑事政策角度分析严打的改进》

2005年12月，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罗干指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必须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严厉打击，在稳准狠上和及时性上全面体现这一方针。”这说明在新的刑事政策下，严打这一具体刑事法律政策不会消失，但是为了真正做到保护人权、维护法治，严打政策必须要改进、要赋予新的含义。

4.陈兴良：《中国刑事政策检讨——以“严打”刑事政策为视角》。他认为，严打政策如果不与时俱进，以适应法治水平的提高，那么必将成为法治建设的阻碍。

 三、“严打”利弊得失分析

史晋川主编：《法经济学》。从成本一收益、委托一代理两个角度对“严打”进行经济学分析。 一、“严打”的成本一收益分析从经济学角度，“严打”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应当在何种范围内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严打”的成本一收益分析。 “严打”的成本主要包括实际开支成本和其他成本。

(1)“严打”的实际开支成本是指社会为“严打”所支付的、可计算的成本，主要包括了决策成本、侦查成本、诉讼及审判成本、执行成本。 (2)“严打”的其他成本是指除了实际开支成本、机会成本之外的成本，内容繁杂、难以计量是该成本的特点。在实践中，由于受各种人为因素影响，“严打”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脱离法治轨道，从而可能对法治造成某种程度的破坏。这种破坏主要表现在：一是过分强调法律威慑而忽视法律公正，二是过分强调“严打”业绩而忽视人权保障，三是过于强调刑罚强度而可能强化专制。“严打”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使得民众对“严打”产生了抵触情绪。

“严打”的收益是指因为“严打”而产生的对社会的正效应的增加或负效应的减少。“严打”的收益主要包括减少犯罪、预防犯罪以及改善民意等。二、“严打”的委托一代理分析以上重点从成本一收益角度分析了是否应当实施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实施“严打”的宏观决策问题，“严打”不仅需要科学的决策，还有赖于良好的实施机制。下文将从委托一代理角度分析“严打”实施过程中的有关问题。党中央是“严打”的发动者及统率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委托方；各级地方政府及司法部门是“严打”的具体实施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代理方。“严打”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委托一代理问题，如果存在，问题有多严重，我们将结合历次“严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    1．“严打”的“从重从快”与“法治”的冲突相当严重。作为刑事政策的“严打”应当遵循“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应当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彭真同志曾指出，“严打斗争也是完全在法律范围内进行的。”另有同志认为，“从重从快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之内从重处罚，是在法律规定的程序之内从快处理，而不是盲目从重，更不是重刑思想指导下的多杀、重判，也不是超越法律程序、剥夺被告人应有的诉讼权利，草率从重，随意从快。”这表明决策者是要依法进行“严打”的。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及司法部门为了取得“严打”的政绩，采取“限期破案”、“下严打指标”等方式，只强调公检法三部门配合而不顾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不遵循刑事侦查、审判的客观规律，盲目“从重从快”。某地曾出现一起杀人案件从立案、侦查、起诉到审判总共只花了7天时间的案例，此等案件的质量有待商榷。此外，“严打”期间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有违程序正义的现象相当普遍。     2．重打击，轻日常的治安防范打击犯罪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不仅需要特殊时期的“严打”，也需要日常的治安防范，将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但在部分地区的“严打”实施过程中，往往呈现“重打击，轻日常治安防范”的不良态势。如何解决好“严打”中的委托一代理问题，我们可以借鉴经济学家的经典论述。凯威特和麦库宾斯提出，委托人可以采取四种措施来解决普遍存在的委托一代理问题：一是筛选代理人，通过比较多个代理人后选择最优的代理人；二是合约设计，合理地设计机构分派管理责任及规制方式；三是监督和回报；四是制度制约，为政府机构设置一个平衡机制。 “严打”是我国转型期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特殊产物，本节的分析并非绝对地肯定或否定“严打”存在的合理性。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严打”的成本一收益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委托一代理问题，试图为“严打”决策提供一个经济学的分析基础。

四、“严打”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影响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规定：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2.程楠在试论罪刑法定原则》中提出：所谓罪刑法定，是指什么行为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及处何种刑罚，均须由法律明文规定，即所谓“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则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是，对行为人的定罪与判刑，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即使该行为对社会有严重的危害，也不能对其定罪量刑。

3.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专制国家的无所谓法律的。法官本身就是法律；法律明确时，法官遵守法律；法律不明确时，法官则探求法律的精神。在共和国里，政制的性质要求法官以法律的文字为依据；否则，在有关一个公民的财产、荣誉或者生命的案件中，就有可能对法律作有害于该公民的解释。

4．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法》中论道：当法律中含有应逐字适用的法律条文，而法典加给法院的唯一职责是查明公民行为并确定它是否符合成文法的时候；当所有的公民——由最无知识的人到哲学家——都应当遵循的关于什么是正义的和不正义的规则是毫无疑义的时候，国民将免受许多人的微小的专制行为。

5．胡敏在《80年代的“严打”记忆》中认为：“严打”留下了一个病根，就是重刑的过度使用，导致罪刑失衡、司法不公，成为酿成错案的重要根源，它有损法治的进步，难以形成良性的内在机制。“严打”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那段时间的果决快感，更是一个沉甸甸的思考。

四、参考文献（列举）

教材类：

于世忠主编：《中国刑法学（总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于世忠主编：《中国刑法学（分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史晋川主编：《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张远煌主编：《犯罪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专著类：

孟德斯鸠著：申林编译，《论法的精神》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切萨雷·贝卡利亚著：黄风编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

何雪松：《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肖扬主编：《中国刑事政策和策略问题》，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范文类：

胡敏：《80年代的“严打”记忆》，《共鸣》2010年第4期。

郭杰煦：《“严打”的理性思考》，《科教导刊》2010年第3期；

陈光仪：《刑事政策几个基础问题之研究》，《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6期。

张琰：《论‘严打’政策的基本问题》，《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年10期。

程楠：《试论罪刑法定原则》，《网络财富》2010年4月第二期。

黄明儒：《论行政刑法规范的适用与罪刑法定原则》，《法律科学》2009年第3期。

张宇：《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严打”刑事政策，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在“严打”中的作用》，《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24期。

陈兴良：《严打利弊之议》，《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5期。

马克昌：《关于“严打”的刑法学思考》，《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

谢鹏程、马立东：《关于“严打”与检察改革》，《人民检察》2001年第八期。

赵秉志：《对“严打”中几个法律关系的思考》，《人民检察》2001年第九期。

吴光侠：《刑事审判中严打政策的具体适用》，《山东审判》2003年第一期。

杨春洗、余诤：《论刑事政策视野中的“严打”》，《人民检察》2010年第12期。

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法学杂志》2006年第27期。

贺卫方：《“严打”会导致更多犯罪》， ://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0k3fw.html，2011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