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下明星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_开题报告

（一）国内研究现状

隐私权问题已经日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法学、社会学、新闻学等方面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隐私权问题进行了不同的探讨。在我国，不少学者对隐

私权进行了定义，如张新宝先生认为:“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顾理平先生认为，隐私权就是指公民享有的不愿公开的个人生活秘密和个人生活自由的人格权利。王利明先生则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对以上学者所定义的隐私权的概念，笔者比较赞同王利明先生的观点。因为虽然每位学者在给出隐私权的概念时，都是在突出了隐私的特点及认同隐私权是一种基本人格权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不同的表述，但笔者认为，只有王利明先生所做出的定义突出了隐私权作为一种人格权利所应具有的可支配性，从而为人们能更好地利用、行使自己的隐私权扩展了空间。

    在关注隐私权的同时，公民知情权也相应被提出。关于知情权的性质，我国法学界也是众说纷纭。有学者将知情权理解为行政公开，指出“行政公开是指个人或团体有权知悉并取得行政机关的档案材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称这种权利为了解权”。有的学者认为知情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如杜钢建先生认为1949年实施的西德基本法第5条第1项的规定是从宪法制度上明确认可知情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李步云先生也认为知情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具有不可剥夺的性质。笔者认为，以上学者对知情权性质的评述是同当时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及公民法律意识程度相适应的，但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知情权的内涵和外延已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信息需求的日益强烈，知情权己由公法上的权利逐步发展到了私法领域，知情权己是一个极其广泛、复杂的概念了。就如王利明先生所总结的，知情权既包括公法方面的政治权利内容，也包括属于私法方面的人格权的问题，还包括国家权利的问题。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学者对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的主要着眼点在于权利的自身性质的冲突。隐私权和知情权产生冲突的内在原因是由于权利之间在本质上具有对抗性。权利具有的一些特点不可避免的会导致权利的冲突:第一个是权利的自因性，其含义是权利自己是自己的原因，而不是其他，权利可以基于自己来实现自己。第二个是权利的涉他性，它的意思是当权利实现自己的时候总要关涉他者，否则就不能实现自己。这个“他”在这里包括他人的权利和义务。第三个是权利的排他性，它的意思是说权利要实现自己就要排除他人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违反。第四个是权利边界的模糊性，意指权利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清晰。隐私权制度在于保护公民能够控制自己个人的信息，强调对个人的信息的独占性专有性，它一般不主动与外界发生联系，因此其具有保守和封闭性。而公民的知情权则是一项广泛而复杂的权利，知情权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利，满足其知情的需要。即，知情权是获得某种信息的权利，而隐私权则是阻碍人们获得某种信息的权利。隐私权的权利客体主要是私人信息，知情权的权利客体是应该公开的信息。两种权利客体是同一的，这也是两者冲突的必然性之一。依据这两个权利，公民一方面要求保护自己的隐私，另一方面又要求了解自己应该知道的一切。因此，两者的对立不可避免，构成了现代法律中的一对矛盾。

明星的隐私权和公众的知情权可以说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明星要成名，必须牺牲一部分隐私权，将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个人信息作为新闻素材交给新闻媒体宣传，满足公众知情权;另一方面，明星在成名以后，将会受到新闻媒体的追踪关注，他们某些不愿为人知的隐私，也会因为这种关注而被曝光。对新闻而言，明星的私人情况永远是值得关注的新闻素材，但新闻媒体担负引导社会舆论，发展社会文明等重要的社会责任，因此，要把握好“度”，以避免过于媚俗甚至于走向无聊。新闻媒体在协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时，必须要自觉承担起高尚的社会责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如果违反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不仅将导致严重的消极的社会影响，也将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制度所不容。（二）国外研究现状

    1890年，著名学者沃伦和布伦迪斯在哈佛大学的《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隐私权》的文章，对美国隐私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篇文章的基本理论概念是将隐私视作与人类尊严不可分割的一种条件和权利，是对人的平等的尊敬和一种人格。该文的面世标志着隐私权理论的诞生。美国于1966年制定《情报自由法》明确了知情权，1974年制定《隐私法》、《家庭教育及隐私权法》、《财务隐私权法》，以后又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的有关隐私权立法，使美国成为隐私权立法最发达的国家。

    意大利报界联合会《记者责任章程》规定：“记者应当不顾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阻挠，努力调查并公开有关公众利益的新闻，他应尽力保证人民对公共文件的了解和控制。”“当信息源要求保守秘密的情况下，记者应当遵守这一职业道德标准，同时应尽可能使读者知晓这一背景。在其他情况下，记者必须遵守信息源更大透明度原则，以便使公众能给其最大的关注。”

    西班牙新闻联合会《新闻道德法规》规定：“新闻工作者应该承认并尊重自然人和法人拒绝提供信息和回答问题的权利，而同时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得到尊重。”

    此外，英国在戴安娜事件后修订的《联合王国新闻工作准则》也具有代表性。新准则详细界定了“私人场所”、“私人设施”等概念，加强了对隐私权的保护，同时，进一步严格限制了媒介借口“公众利益”滥用权利的可能。

二、范文提纲

一、隐私权与知情权

（一）隐私权

（二）知情权

二、隐私权和知情权权利冲突的原因

（一）利益冲突是权利冲突的根本原因

（二）权利的自身性质是权利之间冲突的内在原因

（三）价值的冲突也是造成权利冲突的一个原因

三、明星隐私权与公民知情权的冲突表现

（一） 普通公民的社会知情权与社会公众人物(如影视体育明星)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

（二）公民的知悉权事实上间接成就了明星

（三）媒体挖掘明星隐私以吸引眼球

四、明星隐私权与公民知情权的调和

（一）公共利益至上原则

（二）权利协调原则

（三）尊重人格权原则

三、参考文献

[1]曲直.[留给隐私多大空间].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4年版

[2]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第二版).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

[3]洪伟,[大众传媒与人格权保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北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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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洁.[从“艳照门”事件看我国的隐私权保护问题].法制与社会:2008年14期

[6]李维丽.[论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冲突协调机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范文，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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