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法中对药品安全保护问题的研究_开题报告

一、文献综述

现行刑法中有着对药品安全的保护但也存在着某些缺陷。药品安全不仅关系着正常的市场秩序，更关系着人民的生命健康。当前我国药品安全事故频发、药监部门贪腐严重。面对严峻的药品安全形势，我们应当从立法、执法、司法等多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强刑法对药品安全的保护作用。

我国刑法第141条关于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条文规定，“本条所称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而《药品管理法》第4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药：（一）药品所含成分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分不符的；（二）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按假药论处：（一）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二）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三）变质的；（四）被污染的；（五）使用依照本法必须取得批准文号而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原料药生产的；（六）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据此，对于假药的界定，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确立了刑事规制与行政认定的同一性原则，凡是成为药品管理法规制对象的假药，也必然属于刑法调控的范围。

然而刑法第141条对假药范围的界定，却在理论界遭到了诸多争论和批评。肖怡、龚力在《对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探讨与解析》中提到刑法修正案( 八) 通过后，关于生产销售假药罪去掉了原先的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规定，使得该罪从具体危险犯变为抽象危险犯。然而自该修正案通过以来，对于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争议从未停止，自倪海清案被广泛讨论开始，尤其是当陆勇案发生后，以代购海外药品或者生产确有疗效但缺乏批号的药品这两种形式构成该罪的情况屡见不鲜。而且近年来司法部门所查处的个案中更是因假药认定等问题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如认为药品真假应以其治疗功效为实质的判断标准，以行政监管为目的进行形式认定，而不以药品本身的治疗功效进行实质的真假判断，这样的认定标准其合理性本身即存在疑问；按假药处理的情形，多是违反药品管理秩序的行为，并不意味相关药品本身即属假药，以此作为刑法上的假药，则可能导致罪责刑不相统一，也使得惩治假药犯罪完全依赖于行政部门的鉴定、相关管理制度的执行；我国假药犯罪的处罚标准以单纯形式判断代替实害判断，必然将“只是欠缺药品形式要件”的根本不可能造成任何人体健康损害的药品规定为“假药”，在事实上将本罪所保护的法益改变为药品管理制度本身。

李许娟的《浅析我国药品安全的刑法保护我国刑法》中提出，刑法中对涉药犯罪入罪化的行为种类的规定非常简单，即只有生产和销售的行为。显然这也是不能够全面涵盖涉药犯罪的行为方式现实中。打击假药的刑事法网应当从假药的生产环节铺开直到流通环节中。而且流通环节应当包括销售行为、买入行为、运输行为、仓储行为、持有行为跟免费提供行为。

通过刑法严厉打击制售假药行为，维护公民的用药安全和身体健康是值得肯定。但如何把握刑法调节力度，也是生产、销售假药罪被规定为行为犯之后随即面临的问题。《刑法修正案（八）》加剧了生产、销售假药罪刑罚失衡的程度，该危害在客观上表现为立法规范的罪刑失衡和司法适用的量刑失衡。自制售假药行为被纳入刑法调控的范围起实现预防制售假药罪的刑罚目的就成为刑事立法与司法长期致力的目标。然而，时至今日制售假药罪案件仍然频发，社会危害严重，究其刑法原因刑罚失衡表现在客观和主观方面的问题不可轻视。制售假药罪刑罚种类少，多以资金罚为主。不能有效地体现其社会危险性及犯罪的成本，我国刑法应予以保护与完善。只有通过有效的司法活动，罪刑均衡才能真正实现。而在司法活动中通过量刑来防范刑罚失衡其实更具有实际价值。犯罪成本的加大，无疑是一种有效的终端措施，可以从终端上给予压力，给犯罪压缩空间，致使达到保护药品安全的目的。

二、范文提纲

一、我国的药品犯罪现状

（一）我国药品安全犯罪的背景分析

（二）我国药品安全犯罪的特点

二、现行刑法中对药品安全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假药、劣药的界定不清（二）定罪范围过宽

（三）生产、销售假药罪刑罚失衡

三、完善药品安全刑事保护的意见

（一）对药品安全问题立法方面的调整

（二）执法层面的调整

（三）司法层面的调整

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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