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证据制度研究-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为例_开题报告

    （一）国内研究现状 

证据法文化是中华法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审判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断案定罪的重要根据。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每个朝代又有所差异，有着专属于本朝代的鲜明特点。针对清朝的证据制度，综合近期我国有关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陈翠玉在《清代刑事司法实际透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评析》中认为：证据制度在中国可以追溯到远古社会初期。由于科学文化落后、人们认识能力有限，当时的证据制度多采取神判法。夏商两代是典型的神权法时代，其司法制度具有鲜明的天罚神判特点。西周时期亦是“听狱之两辞”、“察辞于差”，十分注重运用口供去判明案情，并总结出“五听”这样一套通过察言观色进行审批的方式。以后的历朝历代继承这一传统，如均规定刑讯逼供获取口供是合法的。清朝审判中对证据的要求，也有明确规定。如清律规定:“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凡人命重案,必须检验尸伤。”“鞫审强盗,必须赃证明确”;“事主呈报盗案失单, 须逐细开明。”但“断罪必取输服供词”,靠刑讯逼供 ,屈打成招取得的被告认罪的口供仍是定案的主要依据。人犯若有人控告,又不认罪,就可以对之严刑拷打直至招认犯罪。这样, 冤案也就在所难免了。故有学者总结道, 封建王朝的证据制度,始终以重口供和刑讯为其主要内容,拷讯与决狱紧密相连。在司法实践中,则是依法刑讯和法外用刑互相交织,长期并存。

杨晓秋在《清代刑事证据之言辞证据采集研究》中认为：清朝诉讼中使用的证据有很多种类，如言词证据、物证、书证、查勘检验报告等。其中，对于多数案件而言，言辞证据是定案的关键证据，所以在证据的采集中也侧重于言词证据的采集。《大清会典》规定：“凡听断，依状以鞫情，如法以决罚，据供以定案”。由此可归纳出清朝三项基本的审判原则，一是审讯要依据原告的诉状范围而确定；二是依据法律进行审理；三是要依据口供定案。这三条原则中，后两项均涉及到言辞证据定罪问题，可见言辞证据在清代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清朝审判，极重视被告人口供，几乎是“无供不能定案”。“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律虽有“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文，然非共犯有逃亡，并罪在军、流下，不轻用也。

潘巍松在《试论司法鉴定的独立性——以清末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为例》中认为：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司法鉴定并不是在独立的状态下完成的。鉴定人受到了来自其隶属的审判部门的的相当大的影响，而鉴定结论本身又影响到了审判的中立性，正是由于鉴定和审判的相互影响造成了错误的鉴定结论以及错误的判决，而这种鉴定和审判的相互影响在当时“审鉴不分”的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某种意义上讲，不论是杨乃武、小白菜核实余杭的仵作沈祥、余杭知县刘锡彤，都是这种“审鉴不分”制度的牺牲品。由此可见，在不独立的司法鉴定体制下，鉴定结论失真危险是显然的。

石晋之在《清代刑事勘验取证制度特征考察》中认为：清代法律作为古代传统法律集大成者，借鉴并吸收了以往朝代法律的精华，并在这些法律精华的基础上结合本朝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形成了自身的法律特色，同时在刑事勘验取证制度上也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正如张琮军教授在《秦汉刑事证据制度研究》中所言“至明清时期，勘验取证制度已经深入律文，形成了严密、规范的勘察检验的法律制度。通过勘验获取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并依法作出判决，这已是司法实践中的通行做法。”

王锣锋在《中国古代诉讼中的证据制度》中认为：秦至清代封建社会时期的证据制度，主要分为：口供、证人证言、书证、物证、勘验笔录。其中清朝颁布了《验尸图格》:“命呈报到官，地方正印官随带刑书、仵作，立即前往相验，仵作做据伤喝报部位之分寸，行凶之器物，伤痕之短长浅深，填入尸图。若尸亲控告伤痕互异，许再行复检，不得违例三检”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涉及清代诉讼制度方面的有美国学者康雅信之《清代的证据法》、张伟仁之《内阁大库档案盒清代审判程序研究》和《清代的司法和预审制度》、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著的《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和滋贺秀三等人的范文集《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其中大多数著作反映的是清代的司法审判制度，至于涉及证据领域的著作可谓寥若星辰。

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对于清代证据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著可称的屈指可数。

二、范文提纲

    引言：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为切入点，重对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和尸体勘验这三个酿成冤案的关键证据进行解构。以此探究清朝证据制度的特点。

一、案情简介

二、本案中涉及的证据

（一）被告人供述

（二）证人证言

（三）尸体勘验

三、清代证据制度的特点

（一）有罪推定

（二）罪从供定

（三）刑讯逼供

（四）审鉴不分

（五）自由证明

四、案件中体现的证据制度与当代证据制度的比较与反思

（一）坚持无罪推定

（二）禁止刑讯逼供

（三）严守审鉴分离

三、参考文献

[1]《越缦堂日记》第二十四册，第42-43页。

[2]《大清律例》卷二十二诉讼，“诬告”条附例规定。

[3][清]阮其新.《重刊补注洗冤录集证》，卷一“检验总论”，浙江书局光绪丁丑孟秋版第1页。

[4]王策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真情披露》[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92—93页。

[5]《大清律例》卷一名律例，“犯罪事发在逃”条附例。

[6][清]汪辉祖.《续佐治药言》，“草供求可全信”，见（清）张廷骧编：《入幕须知五种》，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193页。

[7][清]徐栋辑.《牧令书》卷十七，袁守定之“听讼”，清道光二十八年刊，第22页。

[8]《大清律例》卷二十八断狱，“故禁故勘平人条”。

[9]王策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真情披露》[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10][清]沈之奇撰,怀校锋、李俊点校.《大清律辑注》下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2-1033页。

[11]潘巍松.《试论司法鉴定的独立性——以清末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为例》[J]法律与医学杂志.2005年第12卷第4期。

[12]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第五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