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的刑事和解制度浅析-开题报告

（一）国内研究现状

刑事和解又被称为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和解，指的是发生犯罪行为之后，通过调停人的帮助及介入，使得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和纠纷的新型司法机制[1]。刑事和解的宗旨是为了修补因加害人的犯罪行为所损害的原有的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且使得加害人能够改过自新以便回归社会。

我国不少学者都从恢复性司法的视域来解读和评价刑事和解,更有学者将恢复性司法称为“中文语境下的刑事和解”。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中国近来兴起的刑事和解制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制度设计方面,尽管都可以从恢复性司法中找到一些相类似的要素,但两者在本质上还属于不同的司法模式”[2]。恢复性司法理论中,物质补偿只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部分内容,而加害人与受害人进行精神上的沟通、修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才是刑事和解的实质与根本。这种观点作为一种理论远景无可厚非,但是一种观点在理论逻辑上可能畅通无阻,但是到了实践中却寸步难行。而这种观点明显受到宗教信仰为背景的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念的影响和侵烛,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在中国的刑事和解司法实践中,加害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以取得被害人谅解是最主要的和解方式,而加害人与被害人进行精神上的沟通则被边缘的不能再边缘。诚如有学者指出“西方恢复性司法强调社区是被害人和加害人进行心灵上的沟通,精神上的倾诉。而中国的被害人似乎只在乎实惠,首先希望得到民事赔偿,而不是心灵上的抚慰。我们有自身的民族性格,不可能走上以宗教为背景的恢复性司法老路。

    目前，从国内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涉及三种基本思路:理论研究、制度研究与实证研究。刘凌梅博士[3]、宋英辉教授、向朝阳、马静华注重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及其价值等,一些司法工作人员更重视刑事和解的实证研究,如王一俊编著的《刑事和解》中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全面总结了公诉案件在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和条件、适用程序、监督机制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深入考察刑事和解实践中所存在现实问题的基础,积极探寻中国式的刑事和解的实现路径和方案。国内刑事和解制度的研究中不乏运用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对刑事和解进行了价值分析,并且注意从比较分析的角度研究适合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这些研究无疑为认识、建立和应用刑事和解制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国外研究现状

    刑事和解作为一项刑事司法革新运动，其雏形可溯源于 20 世纪六十年代关于少年司法系统内的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调解程序。最早的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协议计划于1974 年在加拿大的基切纳市建立[4]。当时该市的两个年轻人实施了侵犯 22 个被害人财产的犯罪行为，却没有向当地法院交纳赔偿金。后来在当地宗教组织和缓刑机关的一致努力下，加害人与被害人进行了沟通和协商，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害，并且积极作出了相应的赔偿。1978 年，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厄克哈特也建立了加害人和解计划。到20 世纪 90 年代，刑事和解制度已经在西欧、北美、拉美、亚洲、大洋洲等数十个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和发展[5]。 

    德国著名犯罪学家汉斯·冯·亨蒂希在20世纪中叶提出，不应当把被害人看做是在犯罪和预防犯罪的过程之中的被动的客体，而应当被看做是一个积极的主体[6]。不应当单一地强调犯罪人的人权，更要充分地肯定并坚决地维护被害人的人权。汉斯·冯·亨蒂希的观点逐渐受到重视，由此产生了被害人犯罪学这一新兴的犯罪学。西方国家的被害人犯罪学在六、七十年代经过蓬勃发展，形成了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刑事政策新思潮，被害人的保护逐步成为被害人学的主要内容。然而，被害人需要得到保护的到底是什么呢？根据相关调查，大多数被害人不仅关注对加害人进行的惩罚和制裁，更加关注怎样弥补自己所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失。以我国为例，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法院判决的象征意义通常大于实际意义。其原因是多层面的，一些案件的被告人根本没有能力赔偿被害人，而另一些即使有赔偿能力，但是当感知将被判处重刑时也就失去了赔偿的积极性。刑事和解制度通过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修复被害人的心灵创伤，关注被害人的实际需要，让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过程并赋予其相应的决定权，恰恰是对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充分回应。 

二、范文提纲

一、引言

二、刑事和解概念及新刑事和解内容

三、新刑事诉讼法中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刑事和解的程序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

（二）公检法三机关角色定位不清

（三）刑事和解制度缺乏监督机制

（四）刑事和解制度缺乏赔偿标准

四、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刑事和解的保障和配套机制

(二)健全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机制

五、结论

三、参考文献

[1][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余叔通主编：《劳动改造法学》,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

[3]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

[4]武小风:《冲突与对接——刑事和解刑法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向朝阳,马静华:《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6期。

[6][德]汉斯·约阿希德·施耐德:《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许章润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7]T.Marshall. the Evolution of Restorative Justice in Britain,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and Research.1996.

[8]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9]胡旭晟,夏新华:《中国调解传统-一种文化的透视》,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10]乐绍光,陈艳,曹晓静:《刑事和解制度在浙江的实践与完善》,载《法治研究》2012年第8期。

[11]宋英辉:《我国刑事和解现状实证分析》,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