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模式分析与完善_开题报告

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诉讼程序，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也迥异于民事和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领域和刑事诉讼领域，其举证责任的分配更多得是一种对抗制，控辩双方就争点举证争辩，说服对方并证明自己的主张，而行政诉讼更强调的是一种结果和责任，其证明责任与事前已有规则分配，如若证明不能完成将承担不利后果。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规范，学界一直众说纷纭，现在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

（一）行为责任说

在我国学术界，关于举证责任的研究比较两大法系国家起步比较晚，但是在短短十几年之中，也初步形成了几种学说理论。其中行为责任说相对较为初级，就是简单的认为“举证责任是指提供证据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1]有的学者认为“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所提出的必须确认的事实承担提出证据的责任”。[2]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行为责任说将举证责任与举证义务混为一谈，未能揭示出举证责任的本质特征。[3]

（二）结果责任说

“结果责任说”揭示了举证责任的实质，认为举证责任由法律明文规定，在事实的这年虚实难以确定的情况下，由负有举证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4]这种学说在于强调在诉讼的终结阶段，由裁判者依据法律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做出不利的裁判结论。结果责任说将属于举证义务范畴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从举证责任制度中分离出来，无疑是举证责任研究领域的一大进步。刘善春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论纲》中提到，举证责任的本质就是后果责任。[5]就行政行为合法性举证责任而言，行政诉讼中提供证据的责任以承担后果责任为前提，只有承担后果责任，才能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这是一种逆推的思维方式，即在中国的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及立法模式下，提供证据责任和后果责任的承担是同时存在的，其被赋予了同一主体，将推进法律程序与说服证明法官的责任归于同一主体，剪除了其可分性。同样就将证明责任在原被告之间转移的可能性完全排除，形成一种固定的分配模式，并且这种分配模式其实质是后果责任的承担，如果承担后果责任的一方无法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该争议事实，则其将会承担相应地不利后果。

（三）双重含义说

有学者认为，我国的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模式可以引进“双重含义说”，即在英美法系中，将其分为提证责任与说服责任；而在大陆法系当中，将其分为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但这种引入是否合理，我们应当考察其背后的法律价值和制度内涵。[6] 沈达明在《英美证据法》一书中提到，在英美法系中，提证责任也称作推进责任，是指一方当事人必须就特定争议点提出充足证据，从而可以要求法官将该争议点交付陪审团作出裁断而产生的举证义务。提证责任起到一个推进法律程序，证明争端法律事实初步存在的作用，同时若法官不认为该举证责任达成或者证明力不足，那么就不会认可其为事实争点，亦不会提交陪审团进行审查。说负责任说服责任亦称法定责任、固定责任，负有此项责任的当事人必须提供证据以使事实裁定者达到相当的确信程度，否则，他将在某个争议点上承担不利后果甚至败诉。即说服责任承担的法律效果是具有说服性，其举证的证明力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能够让法官以及陪审团采信，如果证明力不足或者证明标准无法达到即在该事实争点上承担不利后果。在英美法系中，法官是法律问题的裁判者，而陪审团是事实问题的裁判者，当事人想要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就要通过承担提证责任来摆脱法官这道关口，并且通过承担说服责任来摆脱陪审团这道关口。[7]即此种证明责任的分配是建立在法官与陪审团职能划分的基础之上的。并通过承担不同的举证责任在达到不同的法律效果。对行政诉讼举证模式的分析，高家伟先生做了比较精辟以及完善的论述，其认为大陆法系中的主观证明责任以及客观证明责任其功能以及实际效用与英美法系中的提证责任和说服责任大致相同。仅仅强调了前者“行为意义上的责任”和后者“实质意义上的责任”。[8]在内容上并无较大差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双重含义说一定的普适性，在国内也有被引入的必要。[9]所以我们可以参照英美法系举证责任模式来改革完善我们国内现有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模式。但这种说法也遭到了部分学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在现在的中国行政诉讼法制度中，没有必要为了督促当事人举证而专门引入“提证责任”和“说服责任”，在传统的中国立法中，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被看作是对当事人的一种威胁，为了避免承担证明责任，当事人必定竭尽所能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10] 

二、范文提纲

一、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规则概述

（一）行为责任说

（二）结果责任说

（三）双重含义说

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模式分析

（一）个案介绍

（二）成文化规则模式个案分析

（三）个性化研究模式个案分析

（四）价值衡量模式个案分析

三、未来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模式的完善和重构

（一）三种举证责任模式的总结

（二）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模式的建议

三、参考文献

[1]柴发邦.当代行政诉讼基本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119

[2]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大百科全书.法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336

[3]王青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若干问题刍议[J].山东法学.1995(2):40-42

[4]熊先觉.中国行政诉讼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120-121

[5]刘善春.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论纲[J].中国法学. 2003(2):69.

[6]成协中.中国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模式与规则重构[A].徐斌.北大法律评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8.

[7]沈达明.英美证据法[M].北京:中信出版社.1996:44.

[8]吕立秋.行政诉讼举证责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1.

[9]高家伟.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A].罗豪才.行政法论丛[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91

[10] 成协中.中国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模式与规则重构[A].徐斌.北大法律评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