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立案前法官释明义务制度研究_开题报告

（一）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而言，将释明权制度引入我国行政诉讼领域的学者很少。探讨者多具有数年司法工作经验，尤以作为行政庭法官居多。这些作者对我国行政诉讼中同样需要释明权制度有敏锐的察觉，分别从各自实践经验出发分析了释明权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运行现状、存在问题，并对未来如何在行政诉讼领域建立释明权制度有着独到见解。

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法官仇慎齐在《行政诉讼中法官的举证释明权》中，集中阐述了在行政诉讼中法官就当事人举证问题行使释明权时应把握的原则、范围、时机、方式等问题。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泉在《行政诉讼释明程度探析》一文中，就行政诉讼中释明程度的司法现状做了简要概括，并对应把握的释明程度进行了学理分析，继而给出了法律应如何规制行政诉讼中法官释明程度的结论。

上海市普陀区法院法官朱晓文在《释明权及其在行政诉讼中的构建》中，分析了释明权在行政诉讼中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对该制度进行了初步设计。以上是有关行政诉讼领域释明权问题的主要研究。

现有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释明权概念上没有界定清楚，研究客体不明确；二是未能对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进行全面分析；三是制度设计上多专注于某一点，不够系统。笔者分析，造成这一研究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由于相关概念没有从理论上廓清，加之对该制度的缺乏重视，导致人们并未意识到实践中的诸多行为是释明行为或是类似释明的行为，且有对其进行规范的必要；二是即便有现实的需要，但这一制度起源于民事诉讼领域，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为基础，人们对这一制度在行政诉讼领域中是否有建立的基础存疑；三是该问题的重要性只有在反复的实践中才能意识到，而司法实践者较学者一般偏爱实证研究而缺乏理论探讨，因此很难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全面系统认识。

（二）国外研究现状

德国是释明制度实施最早的国家之一，最初在德国的释明制度归属与法官的一项权力，这与法国的相关规定是相一致的，但是在后续的发展中，为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释明制度的实施，德国就将释明制度实施作为法官的一项义务，从而就增加了其必须性与责任性的要素，《民事诉讼法》对释明制度的实施条件予以论述，即在出现诸如当事人对自己的法律责任不清晰，证据的提出不完善的时候，法官必须要对其作出释明，从而起到规范当事人司法实践、排除不合理证据的作用，不仅如此，德国还建立起全面的救济体系，从而达到挽回当事人损失、维护法律权威目的。

日本对释明权性质的判定经历了多番变化。由于日本在早期多学习了德国民事诉讼法典，因此最初也将释明作为法官的义务。在 20 世纪初期日本根据本国情况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开始将释明权视为法官有自由裁量空间的权限，但实际上在实践中日本仍将其视为一种义务。而这一时期则被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称为是“职权主义积极释明模式的阶段”。真正的转变是在二战之后，日本实务界对此的认识发生实质转变，体现为最高法院很少因为法院违反释明义务而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然而，仍旧是出于对影响实质正义的考虑，1950 年前后，日本最高法院又通过判例的形式确认法官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行使释明权。由此可见，此时的释明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义务。

 在法国，释明制度主要是体现子在《法国民事诉讼法》，《法国民事诉讼法》的第8条对此予以具体性的规定，即法官必须要对当事人所认为有争议的问题予以说明，第13条法官如果对司法实践中涉及当事人焦点矛盾关键点必须要有法律的规定予以说明，从上述的规定中可以得出结论，在法国，释明制度就是属于法官的必须的权力，为保障这一权力得到切实执行，法国在释明制度中设计针对司法人员的监督机制与责任追究条款。

二、范文提纲

引言

一、行政诉讼立案前法官的释明义务理论概述

（一）行政诉讼立案前法官的释明义务概念

（二）行政诉讼立案前法官释明义务实践的内容

（三）行政诉讼立案前法官释明义务实践的意义

二、释明制度实践问题分析

（一）释明制度实践范围与条件存在瑕疵

（二）救济补偿机制亟待构建

（三）责任追究机制支撑力弱化

三、域外行政诉讼立案前法官释明制度现状与启示

（一）法国释明制度实施现状

（二）德国释明制度实施现状

（三）对我国的启示作用

四、释明制度完善的基本原则及对策

（一）基本原则

（二）基本完善对策

结语

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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