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破解司法改革背景下我国法官助理制度之完善_开题报告

一、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序幕。这轮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是通过现有审判资源的组合优化，挖掘法院内部潜力来提高司法供给能力和水平，以应对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可以说这是一次司法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从整体部署来看，围绕司法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中央推行了员额法官制度改革、法官助理制度改革、人员分类管理等举措。虽然我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探索建立法官助理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发布《关于在部分地方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试点工作的意见》，在18家法院开展相应的试点，但后续该项工作并未全面推开。直至2014 年本轮司法改革开启，法官助理改革又重新大规模启动。

然而，从国内研究情况看，上一轮的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由于并未全面铺开，系统的研究成果甚少，笔者能搜集到的与法官助理制度主题比较接近的专著只有上海市法官协会编的《中国法官助理制度研究》以及孙国明主编的《法官助理》。这两本著作的研究内容主要关于法官助理的职责定位、 法官助理与法官的关系、 配备法官助理的比例、 法官助理的考核和发展前景以及国外法官助理制度的考察等。新一轮司法改革推开后，法官助理制度改革也再一次启动，但是从目前看，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法官员额制度研究较为广泛，成果颇丰，实践中各项配套机制也已较为完备，相比较而言，对法官助理制度的研究方兴未艾，而法官助理在新型审判权运行模式中（即“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可以预见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法官助理制度会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新的研究热点和难点。综合近期我国有关的研究文献来看，新一轮司法改革后还未有专门的著作研究法官助理制度，但是笔者搜索到的近几年以法官助理制度为主题的范文倒是不少，可见我国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积极，这些学者存在以下观点：

吴思远在《法官助理制度：经验教训与难题突破》一文中总结了前一轮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先前探索未能完成的原因主要是立法支撑的缺失、全局部署的不足以及制度呼应的落空，并提出在本轮改革过程中要避免这些问题，必须“先破后立”，法官助理制度化是其改革规范化的保障。

刘练军在《法官助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中指出法官助理改革实际上是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次改革，其本身具有依附性特征，员额制改革进程的快慢、改革目标的达成状况，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法官助理制度的改革。同时，他指出职业化才是法官助理制度的出路，各地法院应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创造条件激励法官助理走职业化之路。

张太洲法官在《现行与展望：我国法官助理制度完善机制研究》中指出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法官助理与法官、书记员工作职能间的交叉、法官助理职业保障不明确、工作评价机制缺失等问题，严重影响法官助理工作实效。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保障法官助理制度的良性运行，应当处理好“独立”与“服从”、“职业”与 “过程”这两对矛盾，并在此基础上，科学合理的设置法官助理的定位与职能，创设法官助理的职业保障机制以及良性评价机制。

另外，《法官助理抑或限权法官？——法官员额制改革后审判辅助人员的定位》（傅郁林）、《从2014回溯2004：法官助理职责岗位与职业路径的技术性探讨》（孙正君）、《论我国“法律学徒”式法官助理制度的构建——以法官精英化的实现为视角》（陆晓燕、张琨）等文章都对法官助理的角色定位、岗位职责提出了不同见解，是笔者研究今后我国法官助理职业定位的重要文献资料。《法官助理的职责“三性”——以基层人民法院为视角》（王其见、冯振亚）、《法官助理分类分级管理和职业化发展新模式研究——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试点实践经验为基础》（刘茵、宋毅）等文章则对笔者提出完善法官助理制度相关构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国外研究现状

纵观域外法治发达国家地区，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普遍实行法官助理制度，且已形成了一套完整和系统的理论。由于法院文化、组织形式和法官制度等各方面的差异，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助理制度有着各自的特点。

美国是现代法官助理制度的发源地。1882年，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勒斯·格雷首次雇佣了法官助理，这是联邦法院第一次公开聘请法官助理，也是美国法官助理制度的开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法官助理制度已经成为美国特色的司法制度之一。美国的法官助理主要是“学徒式”助理，其来源为刚文档或工作未久的法科专业生。法官助理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过渡性，经过一两年的历练之后，这些助理将进入律师事务所或寻觅其他发展机会。Artemus Ward和David L.Weiden的《Sorcerer’s Apprentices:100 Years of Law Clerks at the Untied States Supreme Court》以及Todd C.Peppers的《Courtiers of the Marble Palace:The Rise and Influence of the Surpreme Court Law Clerk》这两本有关美国法官助理制度的著作系统地介绍了美国法官助理制度的形成、最高法院法官助理的遴选、以及对法官助理制度的评价等内容。

德国作为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设置有大量的司法辅助人员来协助法官行使职权，其中，司法公务员的法律定位和职责范围与法官助理非常相似。德国的法官助理由体制内的司法公务员长期担任，入职门槛比较高，专业性比较强，具有专门的职业晋升渠道和管理方式，其职责主要协助法官完成审判之外的法律性事务。

此外，从翻译过来的国外法学著作，诸如伯纳德·施瓦茨的《美国最高法院史》、理查德·A·波斯纳的《联邦法院的挑战与改革》、迈克尔·格蕾斯曼的《德国的司法公务员制度》等以及国内学者对中外司法制度的研究对为笔者了解域外法官助理制度现状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范文提纲

现状考量：法官助理面临履职困境和职业困惑

（一）法官助理之间履职差异悬殊

（二）法官助理职业前景不明朗

二、原因剖析：法官助理角色定位不明和职业保障缺失

（一）法官助理角色定位不明确

（二）法官助理职业保障制度缺失

三、困境破解：明确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的逻辑前提和职业特性

（一）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的依附性

（二）法官助理工作职责的专业性

（三）法官助理职业地位的固定性

四、改革进路：完善法官助理制度设计以及优化运行环境

（一）建立单独的职务序列和分类分级管理模式

（二）健全法官助理职业保障制度

（三）构建法官助理监督评价机制

（四）优化法官助理制度运行的前提环境

三、参考文献

[1]乔宪志.中国法官助理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陈陟云等.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3]韩苏琳.美英德法四国司法制度概况[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4]吴思远.法官助理制度：经验教训与难题突破[J].法律适用， 2016（9）：110-117

[5]刘练军.法官助理制度的法理分析[J].法律科学，2017(4):13-22

[6]张太洲.现行与展望：我国法官助理制度完善机制研究[J].海峡法学，2016（2）:103-110

[7]王其见，冯振亚.法官助理的职责“三性”——以基层人民法院为视角[J].人民司法，2017（25）:8-12

[8]孙正君.从2014回溯2004:法官助理职责岗位与职业路径的技术性探讨[A].最高人民法院.尊重司法规律与刑事法律适用研究（上） ——全国法院第27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范文集[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216-226

[9]王立新.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深度透析[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2):101-111

[10]陆晓燕，张琨.论我国“法律学徒”式法官助理制度的构建——以法官精英化的实现为视角[J].中国应用法学，2017（5）:111-125

[11]尤文军，郑东梅，谭志华.基层法院法官助理履职情况的调研[J].中国应用法学，2018（4）:98-109

[12]陈瑞华.法官员额制改革的理论反思[J].法学家，2018（3）:1-14

[13]胡夏冰.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官助理制度[J].人民司法2017（25）:17-21

[14]傅郁林.法官助理抑或限权法官?——法官员额制改革后审判辅助人员的定位[J].中国审判，2015（17）:45-46

[15]刘茵，宋毅.法官助理分类分级管理和职业化发展新模式研究——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试点实践经验为基础[J].法律适用，2016（5）:8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