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_开题报告

文献综述

在我国刑法条文中，一些自然人犯罪的类型，法条也相应的规定了单位触犯此类犯罪的处罚。单位犯罪以危害社会公众安全、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类型犯罪较多，比如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现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很多刑事案件辩护律师，往往会向检察院、法院申请其委托人的犯罪行为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以期达到减轻或者免于遭受刑法处罚的目的。因此，如何正确理解与区分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对于刑事诉讼中如何正确定罪与量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单位犯罪 自然人犯罪 单位意志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刑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由此可见，罚金是我国刑法对犯罪单位的唯一适用的刑种。通过与国外立法的比较，我国对犯罪单位适用单一的罚金刑，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缺陷： 

1、刑种的单一性 

虽然1997年刑法典确立了单位刑事责任的合法地位，但是，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整部刑法典只有一种表述：“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在刑法分则中，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遍布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贪污受贿罪诸章，涉及近100个条文，涉及犯罪种类达120多个，但是只有一种罚金刑这样一种刑罚来加以处罚。 

有学者认为，对单位犯罪的刑罚，既不必追求重刑主义，也不必苛求刑种，只要找到一种与单位犯罪相适应的刑罚方法就可以达到刑罚的目的。考虑到单位犯罪多是贪利性犯罪，对其使用罚金刑，一方面可以使其无法在犯罪中获得利益，另一方面可以补偿因其犯罪而给社会造成的经济损失，并由此教育犯罪单位和其他单位，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8]但是，这种认为我国现行刑罚制度已经解决了单位犯罪的刑罚问题的主张，显然是过于理想化。事实上，对于某一类犯罪，只有一两个刑种与之对应，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发挥出刑罚的真正作用，实现刑罚的真正目的的。单位犯罪是复杂多样的，如果只规定一种刑罚方法，很难体现罪刑相一致的原则。 

2、罚金数额的不确定性 

刑法只对罚金刑作原则规定，而没有具体的适用标准，给司法实践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增加了适用的难度。法律未对罚金数额作明确规定，使得司法人员在适用罚金刑时无所适从，难以找到确定罚金数额的参照等级，而仅能依据涉案数额的大小、犯罪性质的轻重等因素，根据经验和主观判断来决定罚金数额，从而增加适用罚金刑的困难，导致刑罚的不严肃性；（2）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既然立法无明文规定，意味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大大增加，法官在根据经验法则判决的情况下，主观意志起到了很大的引导作用，从而会使被告人产生一个刑罚可以商量和自由取舍的错误理解，使法官职权面临被告人请客送礼、关系疏通等各种方式的严峻考验，为司法审判中的权钱交易现象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将严重影响刑罚判决的客观性、公平性和公正性，也不利于司法队伍的廉政建设；（3）导致司法标准的不统一。由于立法对罚金标准没有明确的、统一的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必然会出现对同一性质、相似情节的单位犯罪判处的罚金刑高低不一的现象，甚至出现严重偏差。这种司法标准不统一的不合理现象的出现，不仅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刑罚的威慑力和公信力。 

3、罚金刑执行的难度性 

由于我国立法在单位犯罪量刑制度方面存在现实的不足，不仅给罚金刑的适用带来难度，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对罚金刑难以有效执行的局面。主要有：（1）被执行主体难以确定。单位在实施犯罪被处罚后，往往会继而产生单位的破产、解散等现象，也可能与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生产经济组织合并、分离或者以其他形式发生变更。在这种情形下，对原单位执行罚金刑，将会面临被执行主体难以确定的现象，而主体未能确定，执行措施无从开展，法院关于罚金刑判决将如一纸空文，意味着实际上不能对犯罪单位实施任何处罚。这样，也就不能挽回国家、集体、他人利益的损失，不能有效惩治犯罪。（2）无财产带来的执行不能。犯罪单位在实施犯罪后，其要经历被起诉、审理的诸多环节，在这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中，单位财产未免会发生流失、缩水、废弃等变革。而对相关管理人员和责任人员采取强制措施的同时，单位正常的生产生活将受到影响，单位将可能处于一种缺乏管理和维护的无序、混乱状态，从而造成效益的下降和财产的损失。以上一系列因素，都将会对单位财产造成极大的影响，不能为法院执行罚金刑提供保障。在司法实践中，因没有财产的执行不能，给国家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 

国外研究现状

无论是具有浓厚经验性色彩的英美法系，还是罗马法影响较大的大陆法系，都对单位犯罪的刑罚作出了或积极或模糊的立法规定。英美等国实践研究较早，因此立法比较积极和完善，比较典型的有美国有关立法。大陆法系国家在刑法一方面长期恪守着“社团不能犯罪”的经典原则，对单位犯罪的反映相对缓慢，一般认为单位不能成为犯罪主体，但是面对日益严重的单位犯罪，立法上又不得不做出反应，法国在单位犯罪的刑事立法上还采取了法典化的立法模式，其中对刑罚制度的规定也较为细致。以下主要对较为典型的美国和法国有关单位犯罪刑罚制度进行讨论。 

1、美国有关单位犯罪的刑罚规定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刑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就确立了完全的法人犯罪概念。”[4]除《模范刑法典》外，1991年版的《刑事判决指南》中，也明确规定了对单位犯罪的刑罚处罚方法，主要包括：（1）赔偿。赔偿就是指经济犯罪中犯了罪的组织，根据法庭的命令，向受害人提供金钱或劳务，以弥补因其实施犯罪行为而造成的损害。（2）罚金。《刑事判决指南》对犯罪组织的罚金适用问题，规定了详细的程序。美国《模范刑法典》对罚金刑也作出了规定：“法人或非法人团体受有罪认定时，关于第一级或第二级重罪，一万美元；关于第三级重罪，五千美元；关于轻罪，一千美元；关于重罪或违反秩序行为五百美元。反而因犯行所得的金钱上利益之数额较前述各款所定金额为高时，其所得金额；法律所特别规定之金额，较前述各款金额为高时，其特别规定之金额。”（3）取消营业许可。《模范刑法典》规定：“（检察官）为剥夺依本州法律设立之法人设立许可证或为取消外国法人之州内营业之许可，得于一般管辖权之裁判所提起民事诉讼。”（4）其他惩罚手段。《刑事判决指南》规定可以对组织适用的惩罚还包括交纳受害人基金、没收财产和支付起诉费用。 

在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中，对于单位犯罪累犯的认定和处罚也有规定。在罪过分的计算中，规定“如果组织体在基于一个类似错行的刑事判决，或者基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类似行为的民事或者行政判决后，10年内又犯罪的，加1分；或如果组织体在基于一个类似错行的刑事判决，或者基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类似行为的民事或行政判决后，5年内又犯罪，加2分。”

2、法国有关单位犯罪的刑罚规定 

1994年的《法国刑法典》第121-2条规定：“除国家外，法人依第121-4条至121-7条所定之区别，且在法律或条例有规定之场合，对其机关或代表为其利益实施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法人负刑事责任不排除作为一犯罪行为之正犯或共犯的刑事责任。”[6]由此看来，修改后的《法国刑法典》已经成为一部以自然人与法人作为双重刑事责任主体的刑法典，确立了单位犯罪制度，并对单位犯罪的刑罚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尤其是增加了对犯罪嫌疑单位的诉讼强制措施，主要的刑罚种类有：（1）规定了罚金、没收的财产刑。《法国刑法典》规定，法人犯重罪或轻罪的可以处罚金，适用于法人的罚金最高额为对自然人罚金最高额的五倍，对累犯适用的罚金可以加倍；并规定可以“没收用于或旨在用于实施犯罪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2）设置资格刑。根据该法典第131—39条，可以对法人判处的资格刑共有8种：解散法人、禁止从事职业性或社会性的活动、关闭企业机构、司法监督、禁止参与公共工程、禁止公开募集资金、禁止签发支票、张贴或公布裁判决定等，并对各种资格刑的刑期作了详细规定。 

与美国立法相似，《法国刑法典》总则部分规定了相应的法人累犯制度：第132－12条规定，“法人因法律规定当处自然人70万法郎罚金之重罪或轻罪已经最终确定判决，又因重罪应负刑事责任者，适用之罚金最高额为惩治该重罪的法律所定最高罚金额的10倍。第132－13条规定，”法人因法律规定当处自然人70万法郎罚金之重罪或轻罪已经最终确定判决，自前刑期满或完成时效起计算，10年期限内，又因犯当处相同刑罚之轻罪应负刑事责任者，适用之罚金最高额为惩治该轻罪的法律所定最高罚金额的10倍。法人因法律规定当处自然人70万法郎罚金之重罪或轻罪已经最终确定判决，自前刑期满或完成时效起计算，5年期限内，又因法律规定当处自然人10万法郎以上之轻罪应负刑事责任者，适用之罚金最高额为惩治该轻罪的法律所定最高罚金额的10倍。”

二、范文提纲

一、单位犯罪概念与自然人犯罪概念

（一）单位犯罪概念

（二）自然人犯罪概念

二、如何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共同犯罪

(1)产生犯意的时间不完全相同

（2）产生犯意的方式不完全相同

（3）犯意的种类不同

（4）承载犯意的最终主体不同

（5）犯罪动机不同

（6）单位犯罪的情况下，单位成员并非都有犯罪意图和犯罪行为

（7）单位组织与共同犯罪中组织不同

（8）法律规定的模式不同

三、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差异性比较

（1）单位与自然人行为能力的差异比较

（2）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罪质”的差异性比较

四、问题意识和现有学说的分析

五、本文的看法

三、参考文献

[1]丁慕英主编：《刑法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2] 张  穹主编：《修订刑法条文实用解说》[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3] 陈兴良主编：《刑法疏议》[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

[4] 高明暄主编：《论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J]，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页。

[5]何秉松主编：《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1页。

[6] 高西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与适用》，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7]刘家琛主编：《刑法新问题新罪名通释》[J]，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8] 高西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与适用》[J]，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

[9] 杨敦先主编：《新刑法实行疑难问题研究与适用》[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10] 王作富主编：《刑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11]王作富主编：《刑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12] 赵秉志主编：《刑法学》[M]，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