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中有关人权保护方面的进步与缺憾-开题报告

（一）国外研究现状

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这一问题上，西方国家与我国相比起步较早、发展较快。1776年，美国发表的《独立宣言》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第一次将“天赋人权”写入国家的根本法。自此，西方的人权保护事业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并取得了一系列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的重大成就。

英美的刑事诉讼法是以当事人主义构建其诉讼格局的，它强调法律的正当程序以及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诸多已被确认为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制度和原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回避制度、无罪推定原则等。与英美不同的是，德国、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奉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格局，它强调惩罚和打击犯罪。因此，其在人权保护方面的力度普遍低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格局的国家。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的法律事业起步较早，但在封建社会时期发展缓慢，且一直实行“诸法合体”的法律制度，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清末民初，我国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的诉讼制度，百余年来，诉讼制度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随着司法体制及工作机制改革的推进,我国人权保障事业历经长期探索取得了重大突破。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诉法把保障人权的精神具体细化到诸多法律条文中,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并重。刑诉法的修订标志着我国人权保障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任何一部法律都难以尽善尽美, 我们也必须承认该修订案仍有许多不足或争议的地方，比如有关人权方面的法条相互冲突，依然有些容易侵犯人权的条款的存在。综合近期我国有关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刘建军在《新刑诉法人权保障法律化之思考》中认为，新刑诉法修改的一个最突出亮点,就是在总则当中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继宪法法律条文规定之后,我国部门法第一次有了人权保障的明文规定,直接体现了宪法精神,彰显出人权保护理念在立法层面的巨大进步。同时,在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审判、执行和特别程序等方面,新刑诉法对人权进行全面系统的保障,充分体现出了人权保障宪法原则。

侯瑞雪在《新刑诉法人权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出路》中认为，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人权保障"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贯彻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基本理念。新刑诉法从程序等几个层面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力度,然而新刑诉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却仍然存在一些困境。新刑诉法仍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二者并重并将其作为刑诉法的直接目的,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会走入误区;被害人权利保障成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软肋;秘密侦查合法化带来人权保障的隐忧。因此,要走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误区,必须明晰刑事诉讼不同层次的目的,完善被害人的相关权利并规制公权力的运作。

谷乐乐在《刑事诉讼中人权保护的实例分析》中认为，刑事诉讼是一国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活动过程中的人权保护是司法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多年来，我国致力于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保护人权并已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违反程序正义、损害人权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特别是诸如王亚辉案、桂松案的频频发生，更证明全面保护刑事诉讼中的基本人权已经迫在眉睫。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应运而生，在原刑诉法的基础上，新刑诉法在人权保护方面做出了大量的修改，如确立了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增加了对于律师会见权、阅卷权等相关权利的规定，使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阶段大大提前等。新刑诉法更加符合我国国情，也与世界潮流接轨，是一次值得肯定的进步。但司法实践中的现实情况千变万化，新刑诉法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管伟娜在《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中认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不仅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个人权利,也是被国际公约所普遍认可的一项人权原则。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使得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弱势的与国家强大司法权力相对立的被追诉人能够增强抗衡的力量。但是，我国立法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规定却是十分有限的,这也就在无形中为强迫自证其罪留下了隐患。正是这种需要和不足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目前在刑事诉讼中存在的刑讯逼供、冤假错案，使得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强大功能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但是，这种矛盾也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因此，我国应该在刑事诉讼中给予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更加充分的重视，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并且在立法和司法中进行完善。

吴靖、孔祥雨在《新刑诉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中认为，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已于2013年起实施,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一大亮点。新刑诉法不仅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排除原则,还对排除程序、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它标志着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基本法律层面的确立,也是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保护人权的一个标志性体现。如何正确理解、适用这一规则,实现从应然的法到实然的法之转变,是刑事司法亟需面对的现实问题。

朱涛、韩康宁在《浅析新刑诉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认为，证据是刑事诉讼的灵魂,增强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系统性、完整性是构建科学民主的刑事诉讼制度、确保案件质量、预防冤假错案的重要保障。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得以正式在刑诉法中确立,促进了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而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也对检察工作带来更多的挑战,检察机关应采取有效措施合理应对非法证据排除新规定。

吴尹在《论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以新修订的刑诉法为背景》中认为，如果说刑法是犯罪人权利的大宪章,那么刑事诉讼法则可以被看作被告人的大宪章。号称“小宪法”的刑事诉讼法在其本质上决定了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是其永恒的主题,一方面,刑事诉讼中的强弱对比关系决定了人权保障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从刑事诉讼法施行的社会效果考虑,被追诉人的权利实为社会上每个公民应有的个人权利。但在我国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执法人员在执法理念上一直存在较大的偏差,一是片面强调打击犯罪而忽视人权保障。长久以来司法机关过于强调打击犯罪的需求,错误的认为打击犯罪是刑事诉讼的核心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其他价值和需求都必须完全服从于打击犯罪的需要。基于这种朴素的传统观念,执法人员往往单纯的理解为打击犯罪有利,保障人权无功,无视法律的规定,忽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忽视刑事诉讼保障基本人权的必要性,以致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期羁押的情况时有发生。二是有罪推定思想严重,侦查人员在急于破案的心理压力和社会压力之下,再加上对犯罪行为天然的仇恨心理,往往先入为主、有罪推定,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为真正罪犯,混淆侦查权、检察权与审判权的界限,没有真正贯彻“无罪推定”的现代法治原则。也正是在这种陈旧的执法观念影响下,侦查人员往往只注重搜集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却漫不经心,即使是证据单薄也抓住不放,继续关押,甚至扑风捉影,刑讯逼供,违法取证,进行有罪认定。这些情况的存在与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完全相悖,早已引起法律界人士的高度关注。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一个突出亮点,就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这是继宪法之后,我国第一次在部门法中也有了有关人权保障的明文规定,体现出宪法的人权精神得以进一步贯彻落实,彰显出人权保护理念在立法层层面的巨大进步。

综合以上文献来看，我国的法律界人士对于刑诉法的修订是持肯定态度的。刑诉法人权保障法律化、新增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入法、增加律师会见权、阅卷权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我国顺应主流民意，重申和弘扬司法程序公正的决心，更体现了我国司法改革过程中保护人权的执法理念。当然，刑诉法中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修改后的刑诉法仍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二者并重并将其作为刑诉法的直接目的,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会走入误区;被害人权利保障成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软肋;秘密侦查合法化带来人权保障的隐忧；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规定有限，使其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执法人员在执法理念上存在较大偏差，片面强调打击罪犯而忽视人权保障，有罪推定思想严重，对非法证据排除新规定还没有正确理解，而且也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虽然修订后的刑诉法中对于人权保护仍有一丝缺憾，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刑事司法发展起到助推作用，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全面而客观地来看待新修订的刑诉法的内容，笔者认为，这次修改较为客观的表明了近年来我国在刑事诉讼的理念上与时俱进、对正当程序认识更加深刻等一系列进步，尤其值得人们肯定的是在该修订案在人权保障改进方面的做了很大的努力，例如：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刑事诉讼法；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入法等等。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该修订案仍有许多不足或争议的地方，比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供述条款之间的矛盾、监视居住问题等，都需要我们去继续思考改进。但我们毕竟还是可以说这部修订案瑕不掩瑜，其对人权保护的的跨越式进步，使得它在某种意义上说，可算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总而言之，诚实地面对这部修订案的优点与不足，我们才能更好改进它，我们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才能越来越完善。

二、范文提纲

引言：《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的发展现状及意义

一、我国《刑诉法》中有关人权保护方面的进步

（一）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刑事诉讼法

（二）新增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1、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概念

2、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意义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入法

（四）小结

二、我国《刑诉法》中有关人权保护方面的缺憾

（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供述条款之间的矛盾

（二）“监视居住”制度法律规定模糊，适用条件不明确

（三）小结

三、我国《刑诉法》中有关人权保护方面的条款的完善

（一）协调“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如实供述”两个制度之间关系

1、从沉默权角度看二者在司法实践中的协调适用

2、完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程序保障

（二） “监视居住”制度的法律条款的完善

（三）小结

四、结语

三、参考文献

著作：

[1]阎早杨.《中国刑事诉讼中的刑讯逼供》[M].社科纵横，2012.12.（27）.

[2]黄元超.《新刑诉法视角中的我国人权保障新发展》[M].法制与社会，2013.9（上）.（291）.

[3]刘小庆.《论人权保障的立法完善》[M].法制博览，2013.1（中）.

[4]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M].中国法律出版社，2000.

期刊文章： 

[5]张安勇.《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探究》[J].《法制博览》，2012，27.

[6]李  雪.《新刑诉法背景下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研究》[J].《经济与法》，2012，169.

[7]杜  磊.《探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和适用》[J].《渤海大学学报》，2013，143-144.

[8]沈家奎.《新刑事诉讼法中若干争议问题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2，258-259.

[9]徐敏燕.《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探索》[J].法制与社会，2011.

[10]刘爱娇.《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J].湘潮（下半月），2010，329.

电子文献：

[11]谷乐乐.《刑事诉讼中人权保护的实例分析》[Z].中国知网.2013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