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被害人影响刑事责任的问题分析_开题报告

文献综述

未成年人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2018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年人口数据显示，“二孩政策”放开的一年中我国出生人口达到1523万，人口出生率为10.94%。与此同时，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尤其是涉未成年人的恶性刑事案件，产生的社会影响更是不容小觑。然而我国的司法审判却在涉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下表现的不尽人意，比如教师性侵学生，这种利用身份关系进行人身侵害的行为应如何定性?从“三鹿”到“无限极”相隔数十年的食药安全造成令人痛心的后果，刑法是否应当对食药领域涉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进行规制?屡禁不止的校园暴力，立法者是否应当重新审视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规则?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下，新类型案件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审判实践，学者对部分案件的定性各有分说，各持己见。以当前的社会现状来看，若涉及未成年被害人案件出现定性难的情况，行为人借立法漏洞规避刑罚，那司法审判的权威将会受到挑战，国家公权力也将会失信于众。

（一）国内研究现状

通过对刑事立法进行梳理，未成年被害人影响刑事责任的犯罪，体现在性犯罪、人身自由犯罪和部分人身伤害犯罪之中，或作为具体罪名的一般性主体，或作为特殊主体影响量刑情节。但是从《刑法修正案(九)》和相关司法解释来看，未成年被害人影响刑事责任的适用范围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呈现扩大化趋势。比如2012年浙江温岭发生的幼师虐童事件，因当时刑法没有相关且准确的罪名对虐待幼儿行为进行定性，温岭市公安部门仅将涉案教师以寻衅滋事给予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同样保姆虐童案件，因虐童行为在刑法中难以定性，没有相应的法条对其进行规制，案件直接不了了之，之后《刑法修正案(九)》便出台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来减少虐童案件的发生。同样立法者为了回应2011年甘肃庆阳特大校车事故、“夺命校车”等以未成年人为侵害主体的交通肇事行为，修正案将校车超载超速的情形列入危险驾驶罪。刑九修正案甚至扩大了对未成年男性的保护范围，将狠裹、性侵男性的行为统归为狠裹罪进行一般性规制，进一步完善了立法对未成年男性的性权利保护。

刑事立法着重于未成年被害人人身权利的保护，而司法解释相较于刑事立法具有能动性，能及时应对实践中发生的以未成年人为侵害主体的犯罪。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出台了关于敲诈勒索罪、抢夺罪和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解释，明确了未成年人财产权的特殊性，将“对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给予了加重处罚的量刑规定，进一步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财产性法益。再比如“徐玉玉”案件，2016年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诈骗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的财物”的行为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从严惩治。从这种能动性立法趋势来看，未成年被害人作为特殊主体影响刑事责任范围逐渐从传统的人身类犯罪扩大至财产类、扰乱公共秩序类犯罪。

结合刑九修正案来看，刑法立法对于身份关系下的义务性犯罪呈现出严惩化趋势。首先，云南富源县法官缥宿幼女案、安徽潜山校长性侵幼女案以及海南校长带女童开房案等案件的陆续曝光，将官员、校长以及教师等犯罪人利用身份便利或者身份优势对未成年人实施性犯罪行为置于公众视野之下，一时间舆论哗然。教师、官员本该担负着教育、保护未成年人职责，当具有保护职责的身份关系变成犯罪的身份优势，这类犯罪便被触及了社会道德底线，恶劣的社会影响引发民愤。故2013年“两院”、“两部”发布了解释，将“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未成年人有共同家庭关系的人员、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狠裹犯罪的要依法从严惩处，对人身关系下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行为进行了及时、有效地规制。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秉着“儿童利益最大原则”，对陈玉章案核准了死刑，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实践中利用身份优势和便利条件性侵、残害女童的行为。

我国政府一贯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经过将近30年的专项严打，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买卖儿童的犯罪率虽居高不下，但公然实施拐骗、抢劫、偷盗儿童的犯罪呈下降趋势，而父母出卖亲生子女的“亲生亲卖”类犯罪成为买卖儿童犯罪的主要形式。2010年，最高院为打击猖撅的“亲生亲卖”的犯罪行为，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将“非法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按照拐卖儿童罪论处，加大了家庭关系下人身犯罪的惩处力度。

（二）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刑法中，有关前科消灭的提法不尽一致，或者称为复权(除法国外，复权并不等于前科消灭)，或者称为刑罚失效，或者称为注销记录，或者称为前科消灭。总之，它们都是指曾被定罪或者判刑的人，在具备法定条件时，由国家通过法定程序强制消灭前科所赋予犯罪人的法定后果的一种制度。

前科消灭制度发端于成文法发达的欧洲大陆。早在18世纪末，法国、德国的刑法中就有“恢复权利”的规定。在此之后“恢复权利”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展，逐渐演变成现代刑罚领域的两项重要制度：一是名誉权的恢复演变为现代的复权制度，即在法定条件下恢复有前科者被限制或剥夺的各项权利或资格；二是名誉从刑记录的消除演化为现代的前科消灭制度，即具备法定条件时，注销有前科者的罪刑记录，视同未被宣告有罪的人。

国外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规定。1、澳大利亚《青少年犯罪起诉法》规定，警方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不能保留到其成年之后，18岁以后必须销毁，若被法院宣告无罪释放的，该青少年犯罪的一切案件档案资料，也必须销毁。2、美国《青少年犯教养法》第5021节规定：“对原定最大限度刑期届满前的被送交的青少年犯实行无条件释放时，原定罪自动取消。”3、德国现行的《少年法院法》(1998)第97条规定：“如少年刑事法官确信，被判处少年刑罚的少年犯用无可指责的行为证明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就以官方的名义，或者根据被判刑的犯罪分子的家长或法定代理人的申请，宣告取消刑事污点。根据检察官的申请，或者在提出申请时，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尚未成年的情况下，根据少年刑事诉讼办理机构的代表的申请，也可以取消刑事污点。”

范文提纲

未成年被害人影响刑事责任问题概述 

（一）影响刑事责任范围的扩大化

（二）身份关系下义务性犯罪的严惩化

（三）适用范围的局限性问题 

（四）年龄界定的片面性问题 

（五） 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 

（六） 身份关系下义务性犯罪的差异化审判问题 

二、完善未成年被害人对刑事责任影响的构想 

（一）案件适用范围的划定 

（二）未成年人年龄的界定 

（三）司法建议 

（四）刑罚冲突下适用原则的确定 

三、总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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