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分析研究 开题报告(二)

（一） 国外文献

信用风险是金融市场中最为古老和重要的风险形式之一，所以对于信用风险管理的研究也是起步较早且成果颇丰。信用风险管理技术的进步常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修订以及风险管理方法和工具的创新息息相关。国外学者研究成果表明：信用风险度量技术经历了定性分析、基于财务指标的度量研究和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模型几个阶段，度量的准确性和精细程度在不断提高；信用风险的管理体系则形成了涵盖信用风险管理战略、信用风险管理体制、信用风险管理措施和信息化系统在内的多维管理体系。信用风管理体制包括了信用风险组织架构和模式、评价和激励机制、人才任用和培养机制。信用风险管理措施包括了资本管理、定价管理、组合优化管理、分散和转移管理。

国外学者对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度量方法的研究成果表明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定性分析阶段。1970 年以前，信用风险度量注重定性分析，大部分金融机构都是通过专家的经验和主观判断来度量信用风险的，分析结果较为粗糙且不稳定，只能大致区分客户的信用风险。主要方法包括 5C 因素法，LAPP 法和 5 级贷款分类法。

第二阶段是财务指标分析模型阶段，以信用风险管理大师 Altman 在 1967 年创造的 Z-Score 模型为基础涌现出了一些基于财务指标的信贷评分模型，提高了信用风险度量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包括线性几率模型、Logistic 和 Probit 信用评分模型、判别分析模型等。

第三阶段是现代风险度量模型阶段，即以或有债权分析（Contingency ClaimAnalysis,CAA）为基础，以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为核心指标的度量模型。主要包括：基于 VaR 的 Credit Metrics 模型、基于期权理论的 KMV 模型、基于保险精算的CreditRisk+模型，还有 Credit Portfolio View 模型。

 

（二） 国内文献

我国学者对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研究虽然晚于国外，但随着国内金融改革的加快和商业银行经营格局的转变，近年来国内对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研究也处于深化发展和探索时期，并且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薛峰（2015）从银行的产权和体制两个角度对信用风险管理进行了定性的分析研究。李志辉（2017）详细阐明了信用风险度量模型在国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论证的成果。巴曙松（2015）对于我国商业银行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技术要求、条件和实施后的不稳定因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武剑（2004）研究并总结了内部评级法法人要求以及如何将风险度量的结果应用到贷款定价、组合管理和绩效评估等多个方面。李志辉（2017）从以全面风险管理为核心的内部控制角度和以资本充足率重点的外部监管两个角度，研究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理论和程序。

在国外关于 KMV 模型研究的基础上，国内相关研究也发展起来。王琼（2016详细介绍了期权定价理论和 KMV 模型。唐春阳、章政等（2016）分别分析了 KMV模型在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前景，并指出股权波动率这一参数是KMV 模型度量中的研究重点。石晓军（2018）指出在计算股权价值波动率时可以考虑 ARCH 模型。蒋正权、张能福（2018）建立了 GARCH（1,1）模型来确定股权价值波动率，并发现其结果比历史平均法更为接近真实情况。华雯君（2016）用上市公司被ST 前近 3 年总资产的平均收益率代替资产价值预期增长率，建立了修正后的 KMV 模型并进行了分析验证，提高了模型度量的准确性。王雪标，王新翠等（2016）提出SV—KMV 模型与 GARCH—KMV 模型都能用来判别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但 SV 模型能更好的捕捉金融时间序列的尖峰厚尾性和波动集簇性。

在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方面。刘雪梅（2017）详细论述了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构建方法及内容。林谦（2018）在《巴塞尔资本协议Ⅱ》的基础上介绍了全面风险管理视角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漆腊应（2015）基于 COSO 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研究了信用风险管理的内部环境、量化技术和控制措施等环节。胡威（2012）通过与国外先进银行对比提出了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优化建议。

（三）评述

在信用风险度量和管理、信用风险转移工具及国外新的管理理论和模型方面，国内学术界主要对西方信用风险管理的量化模型和方法、各种转移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进行介绍。同时国际学者对我国单纯运用量化模型提出了不同意见:奥德菲尔德(Oldfield, 2016) 教授指出各个国家首先要根据市场环境和业务实践情况，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风险管理模式:戴维斯(Davis, 2015)认为，发展中国家商业银行运用信用内部评级法的条件还不具备。从信用风险管理的方法上看，马蔚华(2005)指出信用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有机的组成部分，强调信用风险管理不应游离于整个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之外。李惠萍(2015)指出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是当前以信贷业务为主的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强调应将风险监管与信息披露密切结合，才能真正发挥防范风险的作用。这对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具有现实意义。翟金林、周强(2017)认为《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会对银行产生正向激励，鼓励他们采用更高级的风险资产评价方法节约资本。曾玲玲(2016)认为《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于连1998年版本都没有达到标准的中国银行业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挑战。

 三、范文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