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开题报告

（一）国外研究综述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创新研究中，约束诱致说与管制促成说占据着主导地位，两者分别从特定的视角，对金融产品创新的赋予理论解释。约束诱致假说（constraint-induced innovation hypothesis)：该理论的奠基人——纽约大学William L.Silber 教授将金融创新看作是微观金融组织的一种“自卫”行为，其目的在于实现利润最大化和缩小金融约束带来的不良影响，而金融组织面临的约束来源有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其中，政府管制是潜在的最主要的外部约束来源。该理论对上世纪70 年代至80年代美国金融行业的创新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然而，实证方面的研究并不能完全支持该理论，一方面，约束诱致理论基本能够解释美国1960 年代的金融创新，如Horim和Silber（1977）对1952-1972 年间美国部分银行的金融创新数据所作的检验，证实了约束诱致理论的有效性。另一方面，针对1970-1982间的数据，Silber于1983年做实证检验，结论是约束诱致说所能解释的金融创新仅占期间新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的一半。

上述实证检验结论的证伪部分，引发了学术界对于约束诱致理论的反思。

总的来说，约束诱致假说存在两大局限性:一是将金融组织创新的行为动机笼统的归因于局限于利润最大化动机，未突出金融组织有别于一般微观企业的特殊之处；二是研究对象的特殊化，难以推出普适性的结论，即着眼于微观企业的研究成果难以解释由宏观经济因素（如新市场的形成、、新政策的制定及新企业法人的出现）导致的金融创新。

管制促成假说(regulatory dialeotio)：金融产品创新的管制促成说的主要观点为金融产品创新的本质是金融机构在业务发展受到内、外部多重制约时所采取的一种规避手段。在这种规避的过程中，开发出的各种新金融工具、服务一方面能够绕开现行条例管制，另一方面，能够迎合市场的需求，拓宽盈利的渠道，满足金融机构的内在趋利性；而期间交易、管理方式的变革，能够在绕开外部管制的同时降低运营成本，满足机构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诉求。

近年来，金融创新的理论研究日趋注重探讨金融产品创新的激励与机会，在研究方法上，越来越多的借助于一般均衡分析，即不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般均衡（GEI）模型，假设市场上的证券集由金融中介机构外生给定，作为风险交换唯一途径的证券交易决定了最终的资源配置特征。在此模型中，投资银行被视为金融产品的发明者，单个投资人在其预算约束下，通过持有最优证券组合来实现效用最大化，而证券的均衡价格及风险的最终配置都将由证券市场的均衡状态决定。

在阿伦和戈尔、迪麦格和拉洛克、杜费和罗西以及潘辛朵夫(1995)的GEI模型中，创新者在试图取得证券发行抵押资产或是保留现金流的效用的条件下，力求实现新产品利润的最大化。比辛(1998)、哈拉(1995)、杰克逊和杜费(1989)的研究指出，金融中介机构获得利润的唯一途径即是提供金融产品交易服务。

伊洛尔(1995) 通过检验在包含多种商品的不完全市场中的金融产品创新的福利效应，得出：当一个不完全市场经济中的投资人类型及证券种类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时，新证券的出现可能改善或恶化所有经济人的福利状态，也可能在改善部分经济人的福利状况时损害另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上述结论得到了塞塔纳和凯斯(1998)的研究支持。上述研究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推理较为严谨，结论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然而，过于严格的假设，使其理论的实用范围显得过于狭窄，而单个投资人、单一交易品的假设更是过于理想化的设定了市场环境，难以解释现实中的金融创新。

（二）国内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学术界在金融创新领域的研究多以西方国家为研究对象，而与中国金融创新相关的研究则散见于上述文献之中，很少将其单列进行深入探讨。这些研究虽涉及中国金融创新问题，但针对性不强，因而其成果对我国相关实践的指导意义有限。也有少数学者专门针对中国的金融创新进行了研究，如唐文琳(1999)、刘红奇(1999)等从金融体系、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业务及金融工具等方面，经验性得描述了我国创新的历史与成果，但未将金融创新的动因、机理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等作为研究焦点，其研究框架也缺乏一定的系统性。

在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方面，谢赤(1999)的研究虽有涉及但并未深究，另外，存在一些个案研究的文献，如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银行业务创新”课题组(2002)研究了单个地区的金融创新，但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其结论难以推广和应用。

在论及我国货币需求的文献中，传统的货币需求函数都得到了适当的修正，但金融创新的影响并未得到普遍重视。易纲(1996)改良了货币需求模型——在解释变量中囊括了体制改革、货币化进程及实际国民收入等指标，在实证的过程中，模拟了我国1952年至1989年间的实际货币需求。但模型中“体制改革”的含义及其与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晰，且以1989年以前的数据为样本，其结论难以反映上世纪90年代之后金融创新蓬勃发展带来的影响。秦朵(1997)以1978年至1997年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引入投资软约束、货币化进程等制度变量，发展了通用货币需求模型，反映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新情况。但由于将货币变量定义为狭义货币供给，且未涉及证券市场的货币需求，因而并未反映全部的货币需求。

此后，在模型的改良过程中，有学者创造性地将股票市场作为解释变量纳入考量范畴，然而，由于缺乏对我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历史变化的关注，最终形成的货币需求模型仍缺乏完整性。2000年，戴春平与谢富胜建立了新的货币需求模型，引入股票市值这一变量；石建民(2001)在实证分析中引入了股票市场交易量，得出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与货币需求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伍志文(2002)提出了金融资产囤积说，并构建了一个囊括资本市场在内的三部门广义货币数量论模型，解释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物价稳定（甚至负增长）与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之间的悖论。

此外，有学者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我国的货币供给控制方面，但此类研究鲜有考虑金融创新对其产生的影响。许健(1997)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研究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陈学彬(1998)和胡援成(2000)分析了货币乘数的变化对货币供给产生的影响。武剑(2000)，制度变革与金融结构的变迁在短期内会影响我国货币乘数，但并未特别探讨两者对金融创新所产生的效应。2000年，宁咏分别从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我国的货币内生性问题，但遗憾的是金融创新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未被纳入研究范围。

 

二、^范文提纲

1.金融创新概述

1.1金融创新 

1.2金融创新的主要内容

2.我国货币政策的现状分析；

2.1资本市场

2.2汇率政策

3.金融创新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分析

3.1对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营销

3.2对再贴现政策的影响

3.3对公开市场操作的影响

4.完善我国货币政策的分析

4.1 改善和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4.2调整和改变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4.3建立货币政策体系自身的动态调整机制 

 

三、参考文献

[1] 袁潇洋,武化宗.论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J]. 经营管理者. 2011（01）

[2] 杨云峰.基于利率期限结构理论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11（03）

[3] 张成思.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发展与现实选择[J]. 金融评论. 2011（01）

[4] 陈冬.金融创新影响货币供求关系及货币政策工具的理论研究[J]. 经营管理者. 2011（10） 

[5] 刘永生.谈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J].金融时报,2004（7）.

[6] 李炎.论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J].国际金融报,2005（7）.

[7] 王琼.金融创新格局下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调整[J]. 金融与经济, 2008（01）

[8] 范逸文.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J]. 财经界（学术版）, 2011（04）

[9] 袁静雪.基于BaseⅢ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分析[J]. 商业文化（下半月）, 2011（06）

[10] 齐美东.金融监管大部制: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设想与路径选择[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 2011（02） 

[11] 中国人民银行龙岩市中心支行课题组,何国钦.  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分析[J]. 上海金融. 2009(04)

[12] 刁节文.  政策操作透明度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J]. 改革与战略. 2009(01)

[13] 付俊文,赵红.  我国窗口指导货币政策工具的理论与实践[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8(09)

[14] 李惟林,廖霞林.  我国金融创新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