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危机信息的搜集问题研究开题报告

一、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公共危机研究起步较晚，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国内有人研究行政信息管理学，但并没有专门研究政府公共危机信息搜集中国人民大学的唐钧博士认为从技术和管理的角度研究公共危机信息系统的构建，提出要建设“全流程的公共危机信息管理、全方位的公共危机信息通讯、全面整的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系统”（唐钧：“建构全面整合的政府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系统”，《信息化建设》2004年第10期）[3-5]。但他的研究成果还只是就未来谈公共危机信息管理，从全面管理和技术安排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并没有从现实的角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系统研究公共危机信息管理。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成福教授主认为要从构建公共危机管理体系这一整体进行探讨，重在硬件设施建设、网络建设以及法治保障等方面（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7期）[1]。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吴江认为要动态、深入地看待危机的发生、演变过程，倾向于将危机分为私域危机（企业危机、个人危机）和公域危机（政府危机），将公共危机称为政府危机（吴江：《改革危机管理能力》，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苏伟伦认为从企业危机管理，以及过程论的角度研究，认为危机管理有危机监测、危机预测、危机处理计划、危机决策和危机处理五个基本职能。危机管理的目标是避免、减少危机的危害，乃至将危机转化为机会（苏伟伦：《危机管理——现代企业实务管理手册》，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版）[2-6]。但他们都只是对危机信息的搜集做了一般的阐述，没有专门研究危机信息的搜集问题。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危机问题研究较早，1980 年，福斯特（Foster）就提出了危机情境的几个基本要点即：“紧急决策”、“人员严重缺乏”、“物质严重缺乏”、“时间严重缺乏”。1991年，罗森塔尔和皮恩伯格（Rosenthal and Pijnenburg）勾勒出更广泛的危机念：“危机是指具有严重威胁、不确定性和有危机感的情境。”1993 年，巴顿（Barton）提出危机是“一个会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大事件，这种事件及其后果可能对组织及其员工、产品、服务、资产和声誉造成巨大的损害”。巴顿将危机影响的范围还扩大到了包括人和组织的名声，由此认为沟通形象管理是必要的。米托夫和皮尔逊（Mirtoff and Pearson）认为收集、分析和传播信息是危机管理者的直接任务，危机发生的最初几小时（或危机持续时间很长时的最初几天），管理者应同步采取一系列关键的行动，这些行动是“甄别事实，深度分析，控制损失，加强沟通”（以上引自美国学者罗伯特·希斯（Robert Heath）：《危机管理》，中信出版社 2004年1月版）。但国外在危机管理上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大多数学者仅仅从企业的经营管理来研究危机管理，还没有深入到公共危机的信息管理，括信息的搜集[10-14]。第二，在危机与信息管理的研究上常常是两张皮，相互之间形成脱节。第三，信息学研究纯粹的信息，没有专题研究危机信息，更没有专门研究政府公共危机信息的搜集。随着危机管理研究的深入，政府公共危机信息的搜将会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5]。

B. ^范文提纲

引言

（一）政府公共危机信息搜集相关研究综述

（二）本文的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逻辑框架

一、政府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的一般概述

（一）信息的一般内容

（二）公共危机信息的概述

二、政府公共危机信息搜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忧患意识在政府管理中的表现

（二）降低政府成本的客观要求

（三）发挥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体现

三、政府公共危机信息搜集的原则

（一）实事求是的原则

（二）唯物史观的原则

（三）辩证法的原则

四、政府公共危机信息搜集的要求

（一）及时性

（二）敏感性

（三）准确性

（四）整体性

结论

参考文献

C.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中国经济周刊,2017(42):68-96.

[2]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N].人民日报,2015-09-06(001).

[3]刘晓洋.思维与技术：大数据支持下的政府流程再造[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02):118-125.

[4]施昌奎.无缝隙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南书评[J].城市管理与科技,2016,18(06):87-88.

[5]韩啸.信息技术、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何以让虚拟政府成为可能？——评《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J].公共管理评论,2017(01):145-153.

[6]杨雅芬.电子政务知识体系框架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41(02):29-40.

[7]王鹏,刘彦辰.“互联网+”时代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特点及趋势[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2(03):63-66.

[8]李其原,李扬扬,周萍.智慧政府视阈下政务APP应用的开发策略[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1):48-52.

[9]魏千月.基于4R理论的政务微信公众号用户接受行为研究[J].新媒体研究,2017,3(01):45-46.

[10]刘凌,罗戎.大数据视角下政府数据开放与个人隐私保护研究[J].情报科学,2017,35(02):112-118.

[11]许可.假如Facebook数据丑闻发生在中国[J].FT中文网,2018(3).

[12]李传军,李怀阳.公民网络问政与政府回应机制的建构[J].电子政务,2017(01):69-76.

[13]丁艺.从《联合国2014年电子政务调查报告》看全球政府数据公开[J].电子政务,2014(09):9-14.

[14]赵震,任永昌.大数据时代基于云计算的电子政务平台研究[J].计算机技术与发

展,2015,25(10):145-148.

[15]陈琛,金涛,杨丽波,刘卫东.云时代移动平台电子政务研究[J].计算机时代,2014(09):1-5.

[16]罗伯特·B·丹哈特,珍妮特·V·丹哈特,刘俊生.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J].中国行政管理,2002(10):3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