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白个性的形成及其文学表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漂泊的布衣游侠(四)

    李白的劝谏是不符合玄宗皇帝此时享受开元盛世的心意的。他虽然怀着“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35]报答知遇之恩的激动心情，却站在平民百姓的一边，采取了“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35]等一类古之游侠报答恩遇的直接方式。显然，他并没有把自己当做玄宗皇帝的臣子，而是以“小白鸿翼于夷吾，刘葛鱼水本无二。”[36]的典故为模板，表达了“土相扶为墙，人相扶为王”[37]的平等思想。这听在正处于人生最为自我膨胀时期的唐玄宗耳中，又怎么可能得到接纳呢？

    或许是因为这样的谏言，在玄宗皇帝心中对李白做出了不好的评价。毕竟在皇帝心中，李林甫是“在位恩宠莫比。凡御府所贡远方珍鲜，使者传赐相望。帝食有所甘美，必赐之。”[32]的宠臣，更是“才足以代君，而贻君以宴逸；巧足以逢君，而济君之妄图；下足以弹压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胁持人主，而终不敢轻。”[38]的能臣。

    总之，在玄宗皇帝心里，李白成为了“非庙堂之器也”的代表，只有在需要一些娱乐因素的时候，才会召唤李白前来作诗作歌，真的成为了一个所谓的御用文人，从此是“格言不入，帝用疏之。”[24]

    经历了庙堂的李白明白了韬晦的重要，“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39]中的诗句，正是表达出了宁愿作为智者可伸可屈、卷而怀之，让世人见其处而不出，轻视如鸿毛，也不能像愚者一样徒逞匹夫豪勇，而被当权者像二桃杀三士般的轻易除去的想法。开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24]的生活，有自污存身，静观时局变化的意味在里面。

    古人自污的手段，无外乎酒、色、财。后二者不合于李白那颗清高贵重的心灵，于是酒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诗人风流蕴藉的载体，“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24]，从而催生出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

    其实酒一直是李白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更是催生佳句名篇的灵感源泉。但是在这一时期却沦为了消愁避祸的工具，成为诗人逃避往心中桃花源的缘溪小径，酒味中就难免带了一些苦涩，诗味中也不可避免的多了一些及时行乐、借酒浇愁的意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40]和“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41]从旁人和自身的角度展现了李白此时的精神状态。

    在酒与诗的陪伴中，李白离开了长安，带着“由来紫宫女，共妒青蛾眉。归去潇湘沚，沉吟何足悲。”[42]那样遭谗摈逐的愤懑，带着“郢客吟白雪，遗响飞青天。徒劳歌此曲，举世谁为传。”[43]那样难逢知己的叹息，带着“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41]那样对酒当歌的恣肆，带着“鲁阳何德，驻景挥戈？逆道违天，矫诬实多。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44]那样仿佛屈子天问的超脱，重新开始了漫游生活。

    但这些都不能摧毁一个真正的布衣游侠的精神，因为游侠的自我价值从不来自于庙堂权贵的施舍，而是源于“为他”的高贵特性。此次漫游中，无论是“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将东归蓬莱，仍羽人驾丹丘耳。”[24]的出世，还是“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45]的放纵，李白的眼睛始终在关注着大唐时局的动向。他看到了权臣当道的隐忧“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46]，看到了两次穷兵黩武征伐南诏带来的祸患“云南五月中，频丧渡泸师。毒草杀汉马，张兵夺云旗。至今西洱河，流血拥僵尸。将无七擒略，鲁女惜园葵。咸阳天下枢，累岁人不足。虽有数斗玉，不如一盘粟。”[47]，看到了统治高层的骄奢淫逸和穷兵黩武“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48]，甚至于天宝十一年亲身取道范阳，“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罗星。”[49]亲眼目睹了安禄山的磨刀霍霍，对幽燕胡军的精悍跋扈发出“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笑拂两只箭，万人不可干。……名将古是谁，疲兵良可叹。何时天狼灭？父子得安闲。”[50]的警告。然而“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46]，以张九龄、王忠嗣、杨国忠等重臣名将的谏言尚且不能打动玄宗皇帝，纷纷落得贬谪、身死、遭斥的下场，一个布衣游侠的呐喊又怎么能够传进九重宫阙、取信于天听呢？即便上达天听，恐怕也只能是落个雷霆震怒吧？

    这一时期的李白已经放下了手中“嗔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51]的庶人之剑，却秉持了心中“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镡，以豪桀士为夹。……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51]的诸侯之剑。“居庙堂之高”而忧其国。

    我把这一时期划分为阐述李白游侠生平的第三阶段，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四）李白游侠生平的第四阶段——无我为他

    安史之乱是史家公认的、唐王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在李林甫执政时期，掏空了开元盛世积攒的国库，进行了兵制改革，最终结果却是全国职业化精兵超过半数集中到了安禄山麾下。而杨国忠把控朝政期间，身兼四十余职，权倾朝野，精于财务运作，一力裁撤军费，压制安禄山。二人在政见和权位之间的争执终于激发了叛乱，导致玄宗皇帝纵情十四年的享乐美梦戛然而止。恼羞成怒而又手足无措的君臣二人，“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52]，先后赐死了封常清、高仙芝，逼反了哥舒翰，自毁长城，落得个君王避祸蜀中，臣子死于乱刃。

    此次叛乱给唐王朝的历史划上了一条分界线，也给诗人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不同的特色。少了恣肆妄为，在飘逸中透出沉重的鲜血侵染。

    诗人此刻就像“雄剑挂壁，时时龙鸣。”[53]一样利刃藏锋挂壁，带着“不断犀象，绣涩苔生。”[53]的叹息隐居在庐山，静静等待着锋芒出鞘的机会。及至永王东巡，55岁的李白终于在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得到了再次出仕的机会，结束了隐居的生活，走入了永王李璘的幕府。在诗人看来，此次出仕并不完全是响应永王的征辟，而是被中原大地“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54]的凄惨所触动，不得不放下“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赏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至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54]的求仙访道隐逸生活，放下对不见用于唐王朝的宿怨，重新担负起“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55]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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