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白个性的形成及其文学表现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漂泊的布衣游侠
摘要本文从论述贯穿李白生命始终的游侠精神的角度，解释他向现实发起的几次冲击均告失败的原因，并以这几次李白用生命发起的碰撞作为基点，阐述他在几个阶段的性格特征，并分析其形成原因。李白的文学创作风格同样在这样的冲击中得到一次次升华，并逐渐趋于成熟，达到了文学生命中的巅峰。他在向现实发起的冲锋中，每一次的遍体鳞伤，都是其优秀品德的一次熠熠生辉。一方面他始终是站在布衣阶层的角度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乐观向上的，积极的坚持着自我人格的实现；另一方面他代表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无畏的精神、英雄的行为，以及对“正义”的坚信。
关键词李白 游侠精神 布衣
一、引言
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历朝历代对李白的研究、论述多如牛毛，其中绝大部分是对其文学成就、儒道仙侠思想、政治才能与政治抱负是否相符等方面研究。本文之所以强调李白生命中侠客的一面，是因为作者认为,任何一家思想都难以在李白的性格和行为中占据主导地位，充其量是在他人生中的某一阶段占据主导；但是纵观他一生的行为方式，一种在现实社会中日行渐远的以民为本的游侠精神却是贯彻始终的，并充分体现在他的诗作中。
（一）什么是游侠精神
游侠之中，品类复杂，高尚者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或一诺千金，存亡死生；恶劣者或呼朋引类，招摇过市，或武断乡曲，称霸一方。由于两汉时期游侠活动的兴盛，并且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从而演变成一种心态，一种生活追求，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我国历史上关于游侠存在最早的阐述，出现于先秦、两汉时代。韩非在《五蠹》里提出“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针对的对象是战国四公子之属的养士集团，以及被这些集团所罗致的大量游士、说客、刺客等，认为这些人的存在，极大的妨碍了韩非理想中法治社会的建立，显然对于游侠者的存在，是持反对态度的。游侠活动的高潮，是出现在西汉。随着司马迁把这一存在形式列入正史，古代的游侠们开始以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情操品格，成为人们崇尚和敬重的对象。这前后两者的观念差异，既是所处历史时代造成的，也有两人秉持观念意识的因素。前者处于社会动荡的战国时期，亟欲通过自己的法家理念实现国家的统一，解民于倒悬之苦，对于那些“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1]的“可杀者”自然是深恶痛绝的；后者处于我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西汉武帝时期，通过一系列对外战争的扩张和胜利，致使国内民心振奋激昂，形势统一团结。司马迁在平稳社会状态下，以史家的站位思考所做著述，应该是更加客观、令人信服的。
如前所述，根据游侠的行为特征和发展阶段，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在先秦时期游侠的存在形式，绝大部分是依附于战国四公子等养士集团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异人群体”；而第二类则是汉代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列举的朱家、剧孟、郭解等出身于乡曲、闾巷之间的“布衣之侠”。这些布衣游侠既没有君王亲属的身份，也没有公卿士族的财富，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尤其是底层社会的认同，凭借的只能是他们个人的人格魅力和游侠精神在扶弱济困方面的特质。由此可见，真正得到社会和历史认同的正面的游侠形象，应当是这些崛起于民间的，并具有自发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的意识的布衣之侠。《史记•游侠列传》论述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有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认为游侠具备的情操品格包括了：勇于帮助他人解决困难，主动去拯救在生死边缘的人们，不怕死，而且不求回报；为了拯救困厄中的人们，不怕触犯法律和世俗的道德观念；说话算话，言而有信，一诺千金，救人要救彻底；不逞强，不自我炫耀，作默默无闻的奉献，也就是司马迁在另一处所说的“其私义廉洁退让”。
这些品行成为后世公认的游侠们所应必备的道德品质，其核心是以民为本的、为他的和反主流的。
（二）李白的游侠精神
自从司马迁热情讴歌了游侠之后，对后世诗文作家有所启示，这些“民本的”、“为他的”、“反主流”的精神也激励着具有浪漫激情的诗人。一些被司马迁写过的刺客，由于他们的反暴政意义，也被后人看作了游侠，其中最典型的是荆轲。荆轲见载于《史记•刺客列传》中，在司马迁看来应该是归于先秦异人群体中的刺客之属的。
这个形象得到升华始于秦灭汉立，特别是贾谊的《过秦论》问世后，秦成为暴政的象征，抗秦便是救民众于水火。晋代左思就在《咏史》诗中写道：“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旁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盼邈四海，豪贵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在左思眼中，荆轲不仅是敢于除强扶弱、抗击暴秦的义士，更是个蔑视权贵、以布衣自重的平民游侠。于是伴着高渐离激越的筑声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绝唱，白衣而去的荆轲成为了历朝历代侠士们追寻的理想形象。
李白显然也是深受游侠精神影响的，同时也是文学成就最高的一位。他在作品《侠客行》中，把司马迁归纳的游侠的种种美好品格用富于激情的诗句张扬开来。这篇因为金庸先生一部小说而广为流传的作品写道：“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一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上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从游侠的外形装饰、行为方式，到精神境界，无不深得其中三昧。杀人报仇，解危救难，事成不求报，深藏不令人知；为人重然诺，为报答知己，不惜牺牲生命；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一往无前，给当代与后世留下光辉的榜样。诗作中描述的形象既有形又无形，并不是提到的朱亥、侯嬴、信陵君，而是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存在意识中完美的平民游侠形象，是司马迁笔下“靡得而闻已”的布衣游侠形象。在作品的最后两句，深深抒发了作者不愿皓首穷经，亟欲通过游侠特有的方式显名于天下，遂成济世宏愿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