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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狂人日记》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作者对病态的中国社会长期思索的结果；“狂人”是封建制度叛逆者和革命民主义坚强斗士的形象。小说主题的深刻性体现了文学的思想创新的划时代意义。同时，小说又借鉴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我是猫》和俄国作家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创作成果，创造性地引进了现代主义“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开拓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新风格”，实现了文学的艺术创新。
一、鲁迅的《狂人日记》尤其以划时代的文学创新成果，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文学转型时期的第一声春雷。矛盾认为：“当时，还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①
《狂人日记》是鲁迅对苦难深重的中国社会长期思索的结果。小说的主人公“狂人”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封建制度叛逆者的形象，一个觉醒的革命民主民主斗士的形象。把握“狂人”形象的关键在于认识他的“狂”与“不狂”的两重性特征。鲁迅曾经学医，对医学上的“强迫妄想症”有相当的了解。他笔下的“狂人”千真万确地是“迫害狂”患者。小说中，作者用逼真、传神的笔触描写了“狂人”变态的心理、虚幻的错觉、混乱的逻辑、荒谬的推理，以及他的惊恐、焦燥、疑心、忧虑。赵贵翁奇怪的脸色、路人的“交头接耳”或“笑了一笑”、小孩子对他的观望、妇女教训孩子的一句生气话、村里人对“我”的眼光，直至碗里张着嘴的蒸鱼，在他看来，都包含了准备“吃我”的恶意。更有甚者，大哥带了个戴眼镜的医生要替他诊一诊脉，告诉他要“静静地养几天”，也被他认定是对他“揣一揣肥瘠”，养肥了可以杀更多的肉。这一切，都无不活画出迫害狂畸形的心态。“狂人”是“真狂”。然而，他又有“不狂”的另一面，或者说，他并非一般的“狂人”，而是一个富于理性的思想者。如果《狂人日记》是对精神病人荒诞言行的自然主义的实录，作品便完全失去了应有的社会意义。“狂人”形象不朽的文学价值，从本质上说，是“不狂”的一面。他反复提醒自己：“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正是基于这种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冷静的思考，他才能撕去封建的“仁义道德”的伪装，揭出其狰狞面目：“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③这是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控诉，是对封建卫道者的勇敢挑战，也是五四时代精神高度集中的表现。“狂人”不但分析历史，而且也敏锐地观察现实。他发现，今天的中国仍在继续着“吃人”的历史，正如作者在《灯下漫笔》中所揭示的那样，“所谓中国，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他还发现，今天吃人者的理论根据是“从来如此”，可见封建专制堡垒是何等坚固。此外，他又发现吃人者阴险、残忍、腐朽的特征，他们都有“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狂人”的“真狂”，是封建专制迫害的结果，因为二十年以前，“我”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薄子，踹了一脚，赵贵翁便“同我作冤对”，“想害我”。中国的志士仁人，被诬为“疯子”，早已屡见不鲜，如章太炎、谭嗣同、孙中山，都有过这种遭遇。写“狂人”，的“真狂”，不是小说立意的重点；写“狂人”的“不狂”则溶铸了鲁迅在痛苦、彷徨中对中国社会长期探索的成果。一个“真狂”与“不狂”融为一体的“狂人”，道尽了疯话，却昭示了真理。 《狂人日记》思想创新的另一方面是作品对愚昧落后的国民性的锋芒毕露的批评。小说中的“吃人”者，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一是赵贵翁们；二是被称为“他们”的哪些人，包括“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役占了他妻子的 ”、“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等等。三是涉世未深的小孩子和养育他们的女人；四是“最可怜的”“我的大哥”；五是“我”自己。赵贵翁的“吃人”正如鲁四老爷的“吃”祥林嫂，毫不足怪。教人“从头顶直冷到脚跟”的是后面几种人，他们本身首先是受欺凌、被压榨的被吃者，却同时又去吃同样受欺凌被压榨的同胞。即使是惶恐于刀俎下的“我”，也未必不在“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旧中国的芸芸众生，是何等的愚昧、麻木、可怜、可悲！要使国民摆脱这种由于封建礼教的荼毒造成的沉重的精神障碍和负担，该有多么艰难！鲁迅对疗救病态的国民精神的呐喊，在后来的《药》、《阿Q正传》等作品中，有更加集中的表现。 时代的先驱者都义不容辞地把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使命，对此，“狂人”有着且只能有朦胧的认识：“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救救孩子” ！“狂人”的呐喊固然有振聋发聩之功，却依旧是四面受敌的孤军奋战。作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鲁迅揭出了社会的病痛及其根源，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却不可能即时地开出疗救的药方，这并不影响《狂人日记》在思想创新上的划时代的意义。 二鲁迅的《狂人日记》在继承本民族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又别开生面地汲取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养分，从而实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创新。 首先，小说创造性地开拓了我国现实主义传统的新境界。《狂人日记》写的是“迫害狂”患者荒诞的幻觉，却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据有关资料，“狂人”依据的生活原型至少有三：最主要的一个是作者的姨表弟，叫阮九荪，任职山西，患精神病，常怀疑周围的人要加害于他。后来逃到北京躲避，与作者同住绍兴会馆。有一天忽然觉得大祸临头，大清早就惊惶失措地敲作者的门，声言“今天要被人捉去杀头了”，神情凄惨。还有两个原型分别是杨姓的北京人和周姓的杭州人。这几个人都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这些生活原型与封建制度“吃人”的罪恶和章太炎、谭嗣同等人的事迹叠加在一起的时候，终于孕育了显示文学革命实绩的《狂人日记》。显然它决不是对社会新闻哗众取宠的报道，更不是主观精神的图解。 如果说，《狂人日记》只是演绎了传统现实主义的一般规范，那是极其荒谬的。一切文学创作，继承固然重要，而创新才是孜孜以求的目标。《狂人日记》自不例外。按鲁迅自己的说法，它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创新，概而言之，就是“格式的特别”。 第一，小说以“识”领起全文，与叙述体的结合相得益彰，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识”是“志”的假借，文中相当于“序”，交待文章的来历、编选、发表的情况，包含回答：日记的主人是谁、近来做什么、稿本从哪里得到、有何特点、为什么要发表、怎样处理文中人物的姓名、标题怎样确定等问题。言之凿凿，似乎千真万确，实有其事，不容怀疑，不但使人信以为真，而且引人入胜，一文在握，令人不忍释手。“识”与下面的正文语体迥然不同，前者用文言，后者用白话，这样，就极自然地把介绍日记的“本人”的说明与“狂人”乖僻的话语明显地区别开来，主次有序，详略分明。“识”诱导人们阅读颠狂的“疯话”，并启示人们仔细品味“疯话”背后的含义。 第二，第一人称“我写我”的日记体形式为随心所欲、淋漓尽致的心理描写营造了无比广阔、自由的天地。“狂人”与常人的主要不同是心理的变态，思维的错乱。如用第三人称或第二人称或第一人称“我写他”的形式，都将难以避免叙述者语言与人物语言之间的隔阂，难以胜任对“狂人”那些意味深长的内心独白的描写。倘若把“吃人的是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换成“他想：吃人的是他哥哥！他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原文蕴含的情状、韵味便几乎丧失殆尽。 《狂人日记》艺术创新的另一个大的收获，就是最早创造性地引进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文学的“意识流”思潮，产生于19世纪的欧美，在我国，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真正引起作家、学者的普遍关注。鲁迅却早在上世纪的初期就把它应用于创作实践，催生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意识流小说《狂人日记》。“意识流”表现手法的主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