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前制约农村发展的因素很多，尤其是体制上的障碍，已相当明显。正确处理“三农”问题，我认为关键是消除体制性障碍。可以从“促进农村发展的经济体制创新、政治体制创新、文化体制创新”等方面入手，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保证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关键词】：体制性障碍；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繁荣
【正文】：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也是我党历来重视和难以解决的难题之一。针对这一问题，许多有识之士发出了肺腑的鼓与呼，“三农理论”就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理论创新，它是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总结出来的[1]。李昌平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以泪洗面写下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朱鎔基总理曾就此两次批复，派工作组下乡调查。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对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从目前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出发，阐述了农村改革的必然和基本思路。陈桂棣、春桃著《中国农民调查》，从安徽省农民的负担入手，调查了新中国农村三大改革中，后两大改革的发源地——安徽，就安徽省农村的贫困现状及形成原因作了分析，等等这些，主要涉及农村的表征和局部改革等问题，尽管有的研究也很深入，但总的来说，对于农村全面小康进程中的体制问题不愿、也没有系统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旨在从农村发展中的体制问题入手，以消除体制性障碍为出发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建设农村政治文明、推动农村文化繁荣。
一、“三农”问题的根源是体制问题
我国农村目前面临的问题非常严峻，我们再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我们要透过问题的表层，深入研究其内在根源。我认为农民增收困难、农村发展缓慢的根源是涉农体制问题。涉农体制问题，不少专家和学者也曾提及，我认为综合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三个方面。
（一）农村发展的经济体制障碍
1、“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在城市改革的进程中，忽略了对农业的适当投入，出现了过大的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剪刀差”。“剪刀差”的问题由来已久，解放前我们曾将它作为国民党对农民的剥削的一个例证进行过无情的揭露，前苏联斯大林也是通过“剪刀差”剥夺农民进行工业化的。我们的“剪刀差”也很严重，仅从1989年到1995年，全国农民增收11887亿元，而增支却是13437亿元，两者相抵，全国农民净亏1550亿元！“剪刀差”已是农民沉重的显性负担，严重制约着农村的发展。“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初衷是好的，然而实践证明，它已经成了农村发展的显性体制障碍。
2、长时期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在建国后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为保证国家建设、城市工矿区供应和出口的需要，我们一直把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之一。由此，切断了亿万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农民基本上没有产品的处置权。“合同定购价”、“国家定购价”、“议价”、“保护价”等均比市场价低得多，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早已成为农民一项沉重的义务，成了阻碍农村发展的隐性体制障碍。
3、“分税制”后的农村财政体制。1994年国家进行“分税制”改革，提高了中央在财政收入上的比例，使县乡财政陷入空前困难的境地。在财政包干体制和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乡镇要实现各项达标任务、政绩工程、自身运转，就不得不“寅吃卯粮”，自然出现“财政空转”、“负债”、“赤字”等。据《中国财政年鉴》统计，“分税制”的1993年，全国县乡两级收支赤字是42.21亿元，推行“分税制”当年，这种赤字就猛增17倍以上，达到726.28亿元，1995年进一步扩大到827.7亿元，近年来赤字更大。
4、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农村土地政策。以“大包干”为标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取得了农村改革的辉煌成果，而且现在仍然在促进农村发展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2]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这种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建立的责任制，已不是很能满足农民生产经营土地的需求。其弊端表现在：一是土地星罗棋布，各为其主，不利于土地集约化经营；二是土地生产方式落后；三是受限制的土地使用权成了农民的负担。[3]
（二）农村发展的政治体制障碍
1、“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城乡之间人为划定了“楚河汉界”，注定了中国 亿万农民，打娘胎里出来，就是社会的“二等公民”。本来，城乡分治的初衷是好的，是想早日消除城乡工农差别，而在农村大办工业，想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实现农村城镇化。不曾想农办工业、企业经不起风吹雨打（在政府投入不够，环境等欠佳的情况下），在竞争中只是昙花一现，农民成为工人的愿望成了海市蜃楼，而且城市排斥农民更显激烈。农村与城市的鸿沟进一步扩大，严重制约了农村的发展。 “三农”问题研究6(一)相关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