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间赶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浙闽文化节为例_开题报告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一）选题的背景

赶集当天的场景都是非常热闹的，平时都热闹的集市在这天显的比平时更加的热闹，生机勃勃。赶集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也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通过赶集，不仅可以购买自己需求的物品，还能改人们带来其他的方面的娱乐以及社会方式等多种形式。纵观整个集市，我们会发现集市中市场环境都是相对比较自由的，没有太多的限制，而且集市中的内容也都丰富多彩，让人眼花缭乱。据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赶集贸易是赶集的主要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气源，也是我国农村社会离不开的经济活动，也是展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的重要一方面。赶集是一种多样化的社会经济功能，它的出现主要就是因为社会的交换和分工的变化，以及人民对于自己不能生产的物品的需求而形成的一种自由交易的方式，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源头。

人们对文化遗产越来越关注，对它的继承和发展也都非常的重视，主要是因为时代在不断的发展变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等因素。经济全球化之后，各个国家的联系跟之前相比都变得要密切很多，而且各自之间的交流沟通也多了起来。全球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以及数字信息化的沟通模式，使得社会多方面的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其中文化领域的变化就是其中一方面。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而且这些文化遗产也都一直继承到几天，也是我国的文化瑰宝。在这些文化遗产中，包括看的见的文化遗产，也有无形的文化遗产，例如，一些古代的建筑遗址，文物以及作品等形式，另外还有很多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现阶段，我国的发展状况还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社会的发展还、处于转型的时期，因此，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国原有的很多的处于农业文明状态下的文化形式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因而，处于现阶段，对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方面就造成了很大的困境，使得对其的继承和发展上就会面对这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自身必要要对自由文化进行一定的了解，了解它的发展过程。首先我们要了解的就是遗产的气源，发展的形式，然后在慢慢的从中掌握其个性化的特征以及在今后的发展方向。自由做到这样，我们才能让我国的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展，也才能让中华民族能够更好的在全世界的民族之林中屹立不倒。

（二）选题的意义

在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中原地区是对其保留最多也是最长久的地区之一。浙闽文化节会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变化，它的文化底蕴也不断的积累丰厚，对于古代的文化的传承和继承也都发展的很好。浙闽文化节的开展时间比较久，影响的范围也都非常的广泛，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而且游客的数量基本上都相对的比较稳定。在其举办期间，每年都有很多的游客到此来观光旅游，促进了它的发展进程，也为更多研究民间风俗信仰提供了大量的参考价值，它们的存在，让民众有了依托，同时也使当地的旅游行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繁荣，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收入水平，使人们的生活质量水平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赶集文化主要是属于民间的一种文化形式，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受主流话语的影响不大，受文化的矫正也很小，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它才能使其最原始的状态保留下来，并且不断的继承和发展了下来。赶集，是民俗文化的展现，也是乡村农民获得心理安慰的场地，而这传统也延续了千年发展到今天。因此，研究民间赶集文化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是很有帮助的。 

民间赶集，其不仅蕴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而且还是联系农村和城市的一条线。因此，本文在对民间赶集进行研究的时候，将浙闽文化节作为此次研究的具体案例，通过实地调查以及查询参考资料等方式，对浙闽文化节的发展历史、风俗习惯、文化形式等展开研究和分析，进而找出其能够长久被继承和发展的原因，使其对中原地区的庙会研究进行相应的补充。经过调查，总结浙闽文化节的特点，找出骑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根据当地的实际状态，多方面的考虑，给其制定适应的发展方案。在分析上，主要从民族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对民族地区的赶集文化的发展和变化进行探究，一方面可以使民族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得到扩展，还能使本次研究的内容对于其他研究者提供相应的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

   

（一）有关赶集的起源问题

关于赶集起源问题的研究一直是赶集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领域，相关方面的文献也相继出现不少。姚磊2016年在《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中对我国的赶集文化发展历史进行了整理和考证，是对赶集贸易史料严谨梳理基础上创作出的一本有关赶集贸易发展全过程。其主要观点为:提出最早的市场交换形式是始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内部的氏族与氏族间的交换，而且，社会分工导致了赶集的产生，赶集的发展义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

鲍洪霞2016年在《踏着阳光去“赶集”——记我校第五届文化艺术节开幕式暨商贸文化集市开业》一文中对我国赶集的起源和产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对不同历史时期赶集的发展与特点进行了考察，分析了赶集在不同地域分布的特点，认为中国赶集是从“旧中为市、坊市、草市”发展至今的，是市场发展的一大进步。从赶集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和经济文化类型、民族构成等方面对赶集的形成与演变做了相关的论述。    

在集镇与赶集关系的研究中，张志国2015年在《即将消失的集市文化》一文中提出:集镇起源于商品集散地的“市”，但又超越于“市”的登记，城镇中有市，农村也有市。由于我国农村商业经济的发展缓慢，以致遍布于乡村的市，长期得不到较快的发展，直到南北朝时期，才出现了一些规模稍大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集散地即“草市”。与此同时，赶集还具备一些城市的基本特征，其形成的农村经济贸易中心区域也是也从农村发展来的，而且使得农村也因此得到快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进程；其充当着大小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物质交流的中间方。

王鹤,孔德静等2015年在《村落集市空间规划与文化传承探析》中认为赶集本身就是具有一定实力的社会经济实体，赶集的兴起与发展取决于一定程度的经济条件，即只有在农民生活需求不断扩大和农村市场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基础上才会形成赶集或集镇。正如费孝通先生在谈到镇和集的区别时指出的:“苏南有镇无集可能和很早就有生产商品的农村手工业有关，而近年来乡镇工业的发展更使集镇兴旺了起来。

徐媛苹2013年在《文旅联姻的“文化赶集”模式推进农村休闲文化产业发展》中也对赶集的起源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认为:“中国传统市场—农村赶集的历史起点是农村公社市场，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商品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商品生产就分得更细。随着交换的发展这也使得交易的地点与时间趋于集中，从而固定地点的赶集开始产生”。   

（二）有关赶集的分类的研究

在我国对于“赶集”的称呼，一般是指农村赶集。长江以北地区一般称之为“集”，长江以南地区则称之为“市”，对于赶集的分类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划分。王晓昱2012年在《文化集市:群众文化发展的热点》中将我国的赶集种类划分为4种:第一，每日市场(常市)或连续性赶集；第止，周期性赶集或具有固定日期的赶集；第三，特殊性赶集(各种物资交流会或庙会等)；第四，国际性赶集(如博览会)。

王静2011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集市文化》中引用施氏(Skinner)理论将县以下的赶集分为三个级别即“中心市场(包括县、大镇)、中介市场(镇)、村级市场(村集)”。

林大岳2011年在《“文化赶集”模式推进新农村文化生态建设》中在多年实地调研与严谨考证的基础上，将我国云南农村山区的赶集分为三类，“第一种是集会形式的赶集:是最原始，自由贸易的一种物质交换形式，着重点在青年男女的交友方面；第二种就是固定的时间去赶集：这种一般都是居住地比较偏远的山区，也称之为 ‘草皮街’，通常都是以赶集当日的时间给街定名；第三种就是平常的赶集：这种形式一般都是有固定的店铺，固定的位置，且都分布在城镇地区，也三种形式中最发达的一种形式。

（三）有关赶集结构的研究

从赶集类型、功能、影响、起源与变迁、趋势等多方面对其展开调查研究，进而从中收获了很多的成果。据相关史书记载，赶集最早形成一定规模的是在奴隶社会的夏商时期，主要是因此在这个时期，当时的社会分工和产品都剩余，因此在制定的相应的时间和地点，在此时就去进行物品的交换，也就形成了最早的赶集:早市、“旧中为市”。

张跃,王晓艳2010年在《少数民族地区集市的文化内涵分析》中分析了农村赶集可追溯至秦汉时代，大规模发展于明清时期，市场可划分为市、镇和农村赶集三类，按照集期的不同把赶集分为不定期赶集、定期赶集、常市和特殊赶集四类。

范小青2016年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众包模式》中认为，县以下的赶集可以分为中心市场、中介市场和村级市场。赶集从起源到今天的发展，它的功能的也随着时代的变化的不断的丰富。在对农村赶集贸易的演变与政策取向分析中对赶集的功能进行了较全面的描述，认为赶集主要有交易、交流、宣传、教育、消费、娱情、带动等功能。

顾佳,邓扬帆2014年在《传统赶集文化在旅游产业中的价值探索》中认为赶集还有经济和政治职能，分析了乡间赶集的作用是余缺调剂、有无互补，信息汇聚和社会交往，以及赶集功能的转变缘由；同时还有学者认为，赶集能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社会不断变革，赶集也随之发生着改变。

顾佳,邓扬帆2014年在《传统赶集文化在旅游产业中的可塑性》中在对苗族赶集进行研究后指出，赶集的休闲功能和民族文化能够促进赶集的旅游开发，赶集通过功能的变迁促进发展来看，赶集贸易能够促进现代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由于国家政策的干涉，使赶集也因此受到了变迁，使其不断的从市场整合到自我整合上过渡。与此同时，赶集在其发展过程上也逐渐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地区差异、经济、政治、文化、风俗、消费观念等。

（四）有关赶集发展史的研究

研究赶集的发展与演变史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这一时期的赶集是赶集繁荣的另一个高峰，研究这一时期的赶集能够很好的了解当时的经济状况。乔小纳2017年在《河南电影的中原文化传承研究》中阐述了从奴隶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赶集贸易发展情况，突出了赶集的地位与作用；认为赶集对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地区之间的联系、民族之间的纽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赶集的发展也是有一定的发展规律的，即低级向高级的演变。清代到民国前期，赶集达到了发展的顶峰，赶集的数量大量的呈现，其层级分布也相对比较明确，功能也比较完善；为了农村经济更好的发展，清代对此专门制定了相应的经济体系，确保农村经济的发展进程；受地区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交通条件等，使得清代贵州农村地区的赶集非常的活跃，数量也大幅度的上升，逐渐的形成了地区性的商品集散市场。近代江南区域市场体系由农村赶集、乡镇赶集、城市市场三个层次结构组成，且面大量广，专业化功能明显。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对江南市镇进行较全面描述，指出市镇的兴起是赶集发展的结果。

现阶段，从民族地区的赶集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家和相关的学者对着都非常的关注，也都非常的重视，通过对乡镇赶集展开调查研究，进一步的对民族的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方向进行掌握，然后找出这些地区赶集变迁的功能。梁嘉洺2017年在《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承及当代启示》中以彝族赶集为例，分析了民族地区赶集的文化内涵，认为少数民族赶集与城市中的赶集不同，它积淀着传统的民族文化，具有地区性、民族性的特征，凸显了赶集的文化功能。描述了赶集向旅游休闲开发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相应措施

三、范文提纲

1 绪论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的背景

1.1.2 研究的意义

1.2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1.2.1 研究的内容

1.2.2 研究的方法

1.3 本范文的创新之处

2 赶集文化的历史变迁

2.1 从“物物交换”到“赶集”的形成

2.2 从“低级”到“高级”市场的演变

3 浙闽灵溪镇文化节的现状

3.1 浙闽文化节的起源

3.2 浙闽文化节的历史

3.3 浙闽文化节的特点

3.4 浙闽文化节的现状

3.5 浙闽文化节的传承

4 浙闽文化节长盛不衰的原因

4.1 物资交流的平台

4.2 人际交往的桥梁

4.3 广大民众的参与

4.4 政府的支持与领导

5 浙闽文化节的传承与发展对浙闽地区的影响

5.1 推动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

5.2 促进了乡镇经济的转型

5.3 活跃了乡村生活

5.4 和谐了人际关系

6 对浙闽文化节持续发展的建议

6.1 完善集市基础设施建设

6.2 加强集市管理

6.3 深入挖掘集市文化内涵

6.4 科学定位与规划

7 结论与展望

7.1 结论

7.2 展望

四、重点和难点

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多方面的。在现实中，既存在传统文化在经济浪潮冲击下消失不见的危险，同时又存在着开发过度等一系列问题。探讨如何在保证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又避免过度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本文的重点和要突破的难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1.民间赶集文化有何特点、2.浙闽文化节的发展现状、3.如何传承和发展民间赶集文化。

五、研究的方法及措施

1、文献研究法。在课题准备阶段，结合现阶段专家学者对赶集的研究成果，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地方志，搜集、整理和总结有关赶集研究的文献资料，如赶集的起源、发展变迁史，经济学与文化人类学等相关理论知识。    

2、参与观察法。参与观察法是收集第一手资料的最基本方法，是本人身临其境到调查地点进行全方位参与观察，深入完整记录全过程。本课题选择具有民族特色的浙闽赶集作为调查点，亲自参与浙闽赶集文化节，重点调查赶集的类型、集期、中心地、贸易方式、消费者行为、商品的流通、赶集的功能、文化等问题。

3、访谈法。访谈法以面对面的交流为主，通过个别访谈和集体座谈等方式，对赶集参与人员进行深入访问和交流，并以调查问卷、录音等形式记录他们对赶集的认识和评价。

六、文档范文(设计)工作进度计划

工作阶段

工作内容

工作进度安排

第一阶段

选题、查阅文献

9月10日 ——9月17日

第二阶段

文献综述

9月18日 ——9月24日

第三阶段

开题报告

9月25日 ——10月20日

第四阶段

撰写文档范文初稿

10月22日 ——10月31日

第五阶段

完善文档范文复稿

11月3日 —— 11月16日

第六阶段

完善文档范文终稿

11月19日 —— 11月25日

参考文献

[1]姚磊.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J]. 广西民族研究,2016,(06):128-135.

[2]鲍洪霞. 踏着阳光去“赶集”——记我校第五届文化艺术节开幕式暨商贸文化集市开业[J]. 职业教育(下旬刊),2016,(02):2.

[3]张志国. 五棵松大集 即将消失的集市文化[J]. 绿色中国,2015,(24):52-55.

[4]王鹤,孔德静,惠长虹,徐嵩,牛志豪. 村落集市空间规划与文化传承探析[J]. 现代农业科技,2015,(05):347-348+350.

[5]徐媛苹. 文旅联姻的“文化赶集”模式推进农村休闲文化产业发展——以临海市村级文化产业发展为例[J]. 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09):287.

[6]王晓昱. 文化集市:群众文化发展的热点[J]. 群文天地,2012,(06):36.

[7]王静. 现代化进程中的集市文化——基于河北省L镇的实地调查[J]. 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4(12):28-30.

[8]林大岳. “文化赶集”模式推进新农村文化生态建设[J]. 中国乡镇企业,2011,(07):58-59.

[9]张跃,王晓艳. 少数民族地区集市的文化内涵分析——透视昙华彝族“赶街”[J]. 思想战线,2010,36(06):122-126.

[10]范小青. 让“大教堂”携手“大集市”——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众包模式[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3(04):166-171.

[11]顾佳,邓扬帆. 传统赶集文化在旅游产业中的价值探索[J]. 大众文艺,2014,(24):271-272.

[12]顾佳,邓扬帆. 传统赶集文化在旅游产业中的可塑性[J]. 现代经济信息,2014,(22):476-477. 

[13]李欣窈. 彝族撒梅支系家庭教育中的文化传承研究[D].云南大学,2016.

[14]乔小纳. 河南电影的中原文化传承研究[D].郑州大学,2017.

[15]梁嘉洺. 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承及当代启示[D].青岛科技大学,2017.

[16]Yevgen Bogodistov,Anzhela Lizneva. Ideological shift and employees’ relationships: evidence from Ukraine[J]. Balt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7,12(1):.

[17]May Aung,Xiying Zhang,Lefa Teng. The evolving gift-giving practices of bicultural consumers[J].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2017,34(1):.

[18]Cecilia Heyes. When does social learning become cultural learning?[J]. Developmental Science,2017,20(2):.

[19]Claudia Kasper,Maddalena Vierbuchen,Ulrich Ernst,Stefan Fischer,Reinder Radersma,Aura Raulo,Filipa Cunha‐Saraiva,Min Wu,Kenyon B. Mobley,Barbara Taborsky. Genetics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of cooperation[J]. Molecular Ecology,2017,26(17):.

[20]Anning YU. On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Xuejia Kiln in Junan County[J].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2017,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