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与武侠-开题报告

 

    在中国，小说曾长期被视为“小道”，不受重视与青睐。武侠小说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更是毫无地位可言，就连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都曾一度被禁。可喜的是，在当代文坛上，新派武侠小说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赢得了大批的读者，尤其是金庸，在今天，金庸先生已经成为全世界华文文学中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位作家了。

    金庸的武侠小说共十五部，其中长篇十二部，短篇三部。他曾用书名首字的十四个字作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最后一个短篇《越女剑》没有包括在内。自1955年《书剑恩仇录》问世以来，金庸的武侠小说在两岸三地、乃至整个华人社会长盛不衰，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神话。香港红学家林以亮说过：“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那么金庸小说何以如此受欢迎呢？金庸小说中有曲折传奇的故事情节，有生动有趣的人物性格，有刻骨铭心的浪漫爱情，也有恩怨纠缠的生离死别，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金庸小说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含量。

    1980年10月12日，倪匡的第一部《我看金庸小说》出版，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发行人沈登恩在《明报》看见《等待大师》的广告，征集“金学”研究稿件，随后一套23册的《金学研究丛书》在台湾陆续问世，标志着“金学”的诞生。以研究武侠小说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在中国还是第一例。二十多年过去了，“金学”已成为一门显学，在香港有倪匡，在大陆有陈墨等“金学家”，出版了大量“金学”著作。严家炎在《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贺辞中这样说：“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当然，批评金庸小说的也是大有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员袁良骏在《中华读书馆》曾发表《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尖锐指出金庸小说的六大痼疾，鄢烈山也曾公然《拒绝金庸》。赞扬或者批评金庸小说是两种不一样的态度，但是却同时表明了金庸小说的价值，只有好的作品才有可读性，才可以引起激烈的争论。毫无疑问，金庸是一个具有争议的人物，他的小说曾激起无数人的共鸣，也让很多人反感，不然也不会有所谓的“雅俗之辩”，也不会有王朔、金庸之争等等。当今社会，捧杀或者骂杀或许都只是炒作手段之一，我觉得，金庸就是金庸，无论褒贬，他的小说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话题。不可否认，在通俗文化中，还没有谁的作品可以像金庸小说这样大动人心。我们没有权利去否定大多数平凡人的精神需求，这个世界需要鲁迅，需要张爱玲，需要朱自清，需要徐志摩，同样也需要金庸。

    武侠小说中，侠是第一位的，它是武侠小说所阐释的一种核心精神，而“义”则是武侠之魂，是武侠小说最富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义’如同人性的试金石，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贯穿于侠文化的精神历史，积淀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深层，尤其充溢与武侠小说文本深层结构之中。”在金庸小说中，“义”是其核心思想之一，也是最精彩、最富浪漫主义激情，最令人回味的部分。围绕着“义”，金庸小说写出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和感人肺腑的故事。他笔下的英雄多为“义”的化身，他们是为“义”而生，为“义”而死，比如以死谢天下的乔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小说中普通人的义行也是可歌可泣，郭啸天与杨铁心同甘共苦，互相帮助是义气，阿朱和阿碧智救段誉是义气，孤儿石破天言出必行，面对危难当仁不让是义气，周琦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义气，风波恶不恃强凌弱是义气……“义”才是侠的基础，侠的灵魂，侠的血脉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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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金庸和金庸小说文学史地位的评价 

金庸，人称“金大侠”，他不是在江湖上行侠，而是在文学中行侠。1955年，年仅21岁的报社编辑查良镛开始在《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这标志着作为一代武侠小说宗师的金庸横空出世。自从杀入文坛以来，凭借着十五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金庸先生一直笑傲江湖，成为华人圈中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并在华人读者圈中形成了持续50年仍然绵延不绝的“金庸热”，这已然超出了武侠小说、通俗文学的范畴，是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上个世纪末，金庸跃登中国文学大师的排行榜，海内海外，金庸作品研讨会相继召开，“百年一庸”，万人瞩目。洋溢着娱乐精神的“金大侠”，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鼓乐声，步入文学殿堂，成为新派武侠小说世界的“盟主”。 “金庸对武侠小说的最大贡献就是将非现实的武侠题材同探索人性结合起来，于无处可寻的江湖看出社会，于无处可见的英雄大侠读出丰富无比的人性，于神奇怪异的功夫显出文化特征。在他的笔下，武侠小说既有娱乐趣味，又有深入严肃的思考；它的题材纯粹是文学传统的产物，但是在荒诞不经的想象里又蕴含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金庸将武侠小说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被推认为新派武侠小说的“盟主”，是否会“后无来者”我们尚不可断言，但“金庸武侠的成就属于前无古人之列”。“在新文学传统与本土文学传统两条线索分流演变的认识下重新检视20世纪中国文学史，并以此背景理解金庸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贡献，”我们就可以确认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金庸“以自己接触的文学才华成为与新文学传统相对的本土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使本土文学再次发扬光大；在政治权威侵蚀独立人格，意识形态教条干预写作自由的年代，金庸的写作本身就是文学自由精神的希望；他对现代白话文和武侠小说都作出了出色的贡献。”“金庸的杰出成就使他在20世界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二）关于金庸小说的争论 

金庸小说受到了大多数人的青睐，同时也受到了不少的质疑，这就必然会引起争论。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对于一个有影响力的作家来说，争论大概是在所难免的。20世纪90年代关于金庸小说的两次论争让所有研究金庸的人永远无法忘怀。同时也使金庸小说真正地、全方位地进入了文学批评界的视野。1994年12月2日，鄢烈山在《南方周末》第8版“芳草地”栏目上发表了《拒绝金庸》，在该文中，作者从“历史认知”、“价值趋向”和“文化娱乐”三个角度质疑了武侠和武侠小说，并且直接指出：“我的理智和学养顽固地排斥金庸（以及梁羽生、古龙之辈）”，“我无法接受金庸，更无法接受北大对金庸的推崇”。由此，严家炎、鄢烈山、童志刚等人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关于金庸小说的激烈论争。这一场论争主要是源于两件事情：一是该年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等推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在其中的“小说卷”中，金庸第一次被列入了大师的行列，并且名列第四，而一贯被认为是大师级的茅盾却被排除在外，这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争议，如《读书》杂志所描述的：“国内文学界感到错愕，产生颇多争议”。二是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在金庸受聘典礼上，严家炎发表了以《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为题的演讲。严家炎在此次的演讲中认为“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因而金庸小说是“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的“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如果说第一件事情只是让国内文学界感觉到“错愕”并且对金庸小说的价值产生质疑的话，那么，第二件事情则直接引发了一位杂文家的不满。 1999 年11 月1日，王朔在《中国青年报》文化版上发表了《我看金庸》一文，在该文中，作者以一种“痞子”式的口吻，对金庸小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那些故事和人物今天我也想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印象，情节重复，行文罗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我得说金庸师傅做的饭以我的口味论都算是没熟，而且选料不新鲜，什么什么都透着一股搁坏了哈喇味儿”，“这哥儿们写东西也太不过脑子了！”“我认为金庸很不高明地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给了世界一个很大的误会”，“我看真正子虚乌有的是金庸，会些拳脚，有意见就把人往死里打，这不是热血男儿，也与浩然正气无关，这是野生动物”。在王朔的“挑衅”下，金庸、严家炎、何满子、卢敦基、袁良俊、葛红兵、邓一光、刘川鄂、王安忆、徐岱、王蒙、王彬彬等人，还有不计其数的“金迷”和“王迷”走进了论争的行列，上演了一出关于金庸小说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把金庸小说炒作得沸沸扬扬。 关于金庸小说的种种争论，从金庸小说进入大陆之时就已开始，像雅俗之争、经典之争等，而90年代表现尤其突出。这些争论，促进了研究的深化，但也夹杂着许多个人意气，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学术规范的问题了。朱寿桐认为，酷评和痛骂都是“偏爱价值”，要真正以金庸为对象，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建构理性的金庸研究学术格局 。 

三、研究困难 

在研究课题时碰到的主要困难主要有金庸小说多为长篇，阅读量大，而且金庸小说的研究资料有限，总结资料的效率不高。但我还是会努力，争取尽量在信息跟踪的过程中，将有价值的信息应用到研究课题工作中去。 

 

四、范文详细进展情况和安排 

2015年09月确定范文选题，指导教师下达任务书；  

2015年10月，收集并研读相应的文献资料，完成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外文资料翻译。  

2015年10月——2015年11月，完成文档范文初稿，并上交指导老师审阅。 

2015年11月，在导师指导下，进行文档范文的修改，形成二稿。  

2015年12月，修改、充实范文，形成三稿。   

五、主要参考文献

 

专著： 

[1]金庸：《金庸作品集》，广州出版社，2008年3月版。

[2]温瑞安：《金庸茶馆》（6），中国友谊出版社，1998年3月版。

[3]孔庆东  蒋泥：《醉眼看金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 

[4]王敬三主编：《金庸小说2008年浙江海宁国际学术研讨会范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7月版。 

[5]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背景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6]徐岱：《侠士道——金庸小说与中国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7]葛涛  谷红梅：《金庸其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

[8]陈墨：《陈墨评金庸——文化金庸》，东方出版社，2008年7月版。 

[9]曹布拉：《金庸小说的文化意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版。 

[10]陈墨：《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4月版。 

[11]陈墨：《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6月版。 

[12]傅国涌：《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版。 

范文 

[1]张伟红：《<水浒传>中狭义精神的文化解读》，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9（5）。 [2]王娟  王颖：《金庸武侠小说侠义精神解读》，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3）。 [3]陈夫龙：《金庸小说中“义”的精神资源及价值形态》，南方文坛，2010（7）。 [4]杨经建：《侠义精神与20世纪小说创作》，云南社会科学，2004（1）。 

[5]冯媛媛：《<三侠五义>系列小说中狭义精神的演变与呈现》，青海社会科学，2008（5）。 

[6]郑春元：《<三国演义>中的侠义精神》，大连大学学报，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