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视野中的广东现代作家-开题报告

近代以降，社会动荡，中国在西方列强枪炮的裹挟下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后因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的影响，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的带动，广东在频繁的对外通商交往中不断丰富和滋养岭南文化的内涵，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岭南文化进而推动了岭南文学的成长，涌现出一批批极富进步思想与创新意识的作家。

梁凤莲在《岭南文化的文学显现》一文中就明确了岭南文化与岭南文学相辅相成的关系。自古南蛮之地到文化的积累沉淀，再到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发扬，岭南文化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因为南北交融、中西交流的结果，才有了岭南文化下独具一格的岭南文学之形成。以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为代表倡导的“诗界革命”，致力岭南散文之发展，通过革新文学的表现形式，借以抒发其革命情怀与开明思想，反映时下岭南风貌与社会时局，引领社会变革思潮。

钟贤培，汪松涛等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一书主要从鸦片战争时期、维新变政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三个时间节点详尽地介绍了广东近代的作家及其作品。文学即其所处年代的反映，而作家则是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该书从宏观的时代背景入手，通过各种社会变革的参与者、见证者的笔触，切入不同的视角，展现动荡之下广东近代作家于国家社会之思量。如书中述有天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洪仁玕的诗，介绍了爱国诗人张维屏、丘逢甲，以及客籍诗人丁日昌、何如璋等人，从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家展现了时人的精神面貌。

胡全章在《1899：革命与流行——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年份》与《1903：一枝独秀与众声喧哗——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关键性年份》中，分别论述了梁启超、黄遵宪等人于1899年发起的“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与1902年发起的“小说界革命”，不仅改良了诗歌小说的语言文体，更提倡日本与西方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的输入，此举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可谓影响至深，同时广东一众作家亦在改良运动的大潮下争鸣。

左鹏军在《报刊传播与岭南近代小说的兴起》从报刊传播与岭南文学的密切关系论述了广东作家的另一创造环境，这一传播媒介的转换不止局限于广东一隅，整个中国的文学都随着报刊的便宜而得到迅猛发展，各种诗词文体、学术艺术思想、民主民族意识得以展现，竞相迸发。

江冰在《论广东文学的文化差异性》中认为，广东文学的发展面对着双重的文化差异，包括岭南文化对外与中原文化的差异，岭南文化内部广府、客家、福佬三大民系的差异，一方面各种文化之间容易出现冲突隔阂，一方面各种文化的交融贯通同时也是滋养独特岭南文化的土壤，近代以来不断涌现的优秀作家正是通过努力整合、提炼新文化书写出种种经典篇章。

耿淑艳在《从边缘走向先锋：岭南文化与岭南小说的艰难历程》中以时间为线索，论述了岭南小说发端于汉魏六朝，直到清末鸦片战争开始，逐渐蜕变成为文化先锋，维系传承岭南文化精神。期间由于过度宣传中心文化中的阶级统治文化，甲午战败后，转而对中心文化进行反思和批评，进而展现出开放的态度吸收西方文化，在康有为、梁启超等开明之士带领下掀起改良运动，得到了吴研人等一批先锋作家的积极响应。

钟培贤在《论岭南近代文学的价值取向》一文中指出，在近代，无论政治，经济或者文化的巨变，广东因其处于斗争漩涡的前沿而成为首冲之地，各作家在社会思潮和改良变革运动中的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不仅包含了岭南文化自身浓厚乡土气息，更有广东在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变革之下所呈现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价值取向已超越了地域，所代表的的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中国近代文学的潮流趋向。

袁进在《试论近代作家的崛起》一文中论述了清末儒学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社会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士大夫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视“内圣”和“性理”之学，转而趋向注重实务，这层身份的淡化成为了士大夫向专职作家转变的内因，士大夫们写作不再限制于文人、帝王，读者群开始转向普通百姓。

杨琴在《清末岭南籍作家白话小说创作和理论研究——以地域文化为主要视角的考察》中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分析梁启超、吴研人、黄世仲等小说家和理论家的作品，深入论证这些作家在白话小说从创作过程中所反映的地域文化及成因，并总结了其作品具鲜明的时代特征、专于本土纪事风貌取材等创作特征，进一步探讨了岭南文化与小说理论的联系。

葛永海在《晚清广东题材小说的文学新变及文化反思》中通过对比十九世纪前后广东小说故事类型、书写形式等的转变，从素材内容、人物形象、叙事手法等方面的新变论证了广东题材小说成为文坛瑰宝的原因，进而由艺术形式的新变促进思想内涵的转变，探讨了广东题材小说作为时代先锋，小说家们从西方文化的学习中针砭时弊，发起文化自救的自觉意识。

谢飘云在《中外文化交流与岭南近代散文风格之嬗变》中论述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岭南近代散文风格由“融汇新理，朴实自然”到“激情洋溢，平易畅达”再到“雄深闳肆，由雅趋俗”的生长、发育、成熟过程。

张辉忠在《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刍议》一文中论述了梁启超在新体散文、“小说界革命”的突出贡献，并对其提倡“诗界革命”、“戏曲改良”和“群众文化”理论与实践的地位重新作出评价，认为中国近代文学史应该把梁启超放在更重要更突出的地位。

二、范文提纲

一、广东近代作家的创造背景

（一）、政治背景

（二）、经济背景

（三）、文化背景

 二、不同历史时期下的争鸣

（一）、鸦片战争时期

（二）、维新变法时期

（三）、辛亥革命时期

三、广东近代作家的影响

三、参考文献

[1]梁凤莲.岭南文化的文学显现[J].探求.2005(2):68-71

[2]钟贤培,汪松涛. 广东近代文学史[M].广州:东人民出版社.1996

[3]胡全章.1899:革命与流行——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年份[J].宁夏社会科学.2008(2) :169-172

[4]胡全章.1903:一枝独秀与众声喧哗——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关键性年份[J].中州学刊.2009(2):210-214

[5]左鹏军.报刊传播与岭南近代小说的兴起[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9(5):1-5

[6]耿淑艳.从边缘走向先锋:岭南文化与岭南小说的艰难历程[J].明清小说研究.2011(3):29-39

[7]钟培贤.论岭南近代文学的价值取向[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3):1-7

[8]袁进.试论近代作家的崛起[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3):166-174

[9]杨琴.清末岭南籍作家白话小说创作和理论研究——以地域文化为主要视角的考察[D].暨南大学.2010

[10]葛永海,王丹.晚清广东题材小说的文学新变及文化反思[J].明清小说研究.2013(2):160-175

[11]谢飘云.中外文化交流与岭南近代散文风格之嬗变[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63-72

[12]张辉忠.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刍议[J].理论月刊.2003(6):9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