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乌托邦——基于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研究_开题报告

1.王小波及其小说研究现状

王小波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创作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小说类的、杂文类的、评论类的、纪念类的。现有对其作品的风格、形式、内容、语言进行了的研究，大致可以形成两大派别，认可他的人认为他的作品在其表达的思想、语言有独特的地方，让人耳目一新，遗世独立，打破了文学界死气沉沉的现象，给文学界带来了一股新的活力，促进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个王小波时代。否定他的人认为他的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单一，语言风格相似，且语言过于粗俗，毫无新意，不值得推崇。但是不管怎样，王小波对文学界的影响很大，作品中的语言文字通俗易懂、流畅、质朴、淡定充满了睿智、诗意的特点，他独特新奇的说话方式的研究空间还是很大的，下面我们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王小波的语言特点进行分析。

最早对王小波小说进行解读的，是艾晓明、戴锦华、崔卫平等学者，此外，王小波逝世后，历史、哲学等相关领域学者开始关注他，并给与很高的评价，这些人的文章大多收集在王毅主编的《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相对于王小波生前的不被重视，这些文章某种程度上彰显了他对当代中国或当代文学的独特思想价值，并将之塑造成自由主义作家的典型形象。但是这些评价，大都遮盖了对其文学创作的深入探讨，多从思想性社会性着眼，就如王小波研究者韩袁红所说的结果，“思想言说大于文学言说的结果，使得王小波小说的思想意义甚至被放大，而其文学史意义则再次相对受到忽略。”[]从2000年开始，为数不少的学位范文介入了王小波及其小说的研究，并从作家比较论、[]狂欢化、[]叙述学、[]游戏、主体建构等角度，对王小波的个性精神，小说中的性爱书写、虐恋关系、叙述模式、狂欢表现等方面做了不少的探究。这使王小波研究真正被纳入文学讨论的范畴。目前出版的研究王小波的专著，笔者所见，只有韩袁红的《批判与想象——王小波小说研究》和房伟的《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世纪末文化转型中的王小波研究》。韩袁红以“批判和想象”这一框架，沿着王小波创作的早期、发轫期和高峰期，对作品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不以某一种理论去套王小波及其创作，充分尊重了王小波的创作演变和小说的主体地位。但是，韩袁红以时间为线索的“编年史”式的解读，又会将一些共同的问题分散开来，缺乏一个总的论述。房伟将王小波的创作放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悖论和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的视域下，比较和分析结合，指出了王小波对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独特意义，及其文学创新之处。[]房伟的论说，立论高远，探讨的问题众多，包括王小波的成长史和死后神话的诞生史。但是缺乏韩袁红那样的一条清晰的线索，尽管是专著，却显得杂糅过多。

一、从语法学或词汇学角度的小说语言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范文有孙潇的《王小波作品语言风格研究》此文偏于文学语言修辞研究和类语言学方式的词汇研究，做了提要式总结，也对王小波所受的影响以及王小波作品的影响做了分析，但是作者大体上只是做了简单的比对工作，未对王小波小说语言及其投射出的时代精神有深入的体验和把握。陆杰在《重写的故事——王小波与现代汉语文学》中较早从现代汉语发展史的角度对王小波小说展开分析的专题研究，[]作者将王小波的创作放到现代汉语的演变框架内进行解读，指出了他对传统的吸收，不过作者表现出的是对汉语欧化和不重文言后白话文的失据失色的深深忧虑。[]也有纯粹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王小波小说语言的，如周景环在《王小波〈黄金时代〉的语言修辞艺术》中分析了《黄金时代》中的语言修辞艺术，以及修辞运用等，在具体的语言词汇分析上，该范文多有借鉴之处，但是缺乏历史的深度。 

二、从狂欢化等理论入手的研究。不少文献在狂欢化框架下提到王小波小说的语言问题，如卢燕在《王小波小说创作狂欢化叙事策略及其文化语境研究》中就用狂欢理论分析了王小波小说中的狂欢化的叙事语言，但是仅在大的框架下作了分节叙述，且基本上是用理论来套解对小说的语言分析，未对小说语言有深入的体验，甚至是一种肢解。[]艾晓明在《重说〈黄金时代〉》一文中提到，王小波的小说语言上直言不讳，自由叙事，肆意发挥，敞开想象。戴锦华在《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一文中也高度赞扬翻译家在特殊年代对现代汉语的写作实践，并从中追求现代汉语的韵律。所以，当读者在阅读欣赏他那些不流于感官刺激的性爱描写与他对权力话语的揭示时，更当注意王小波所使用的语言。这类早期的论说，已经指出了王小波小说的独特一面，也是完全可以开出一条新的研究之路的，但因为是概说，也就没有展开。 

语言与思想与文学

高玉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中，提到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研究现代文学的方法。“在诸多方法、视角和理论之中，笔者认为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是一个新的角度，目前，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可以说是一个薄弱环节。”[]其所要引出的问题便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缺陷。自古及今，中西都不缺乏对语言的思考，不过传统的语言观念认为，语言不过是思想及情感表达的工具，思想是主体，西方也不例外。在这一背景下，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学，也就多取语文学或者语用学的方法，要么是将文学的语言当成语言学分析的材料，要么是文学语言进行修辞学方面的研究。这时候，文学语言仅仅作为形式存在，研究也就侧重文体风格、修辞手法和语言组织技巧等方面，难以在语言层面对文学作品的精神和文学现象做更深入的把握。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尤其是分析哲学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语言的认识。语言哲学甚至不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就是哲学本身，或曰“第一哲学”。[]维特根斯坦认为，“一切哲学都是‘对语言的批判”。[]语言已经不再被认为是思想的附庸，语言本身就是思想，语言的过程即思维的过程，用学者陈嘉映的话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