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籍女作家柔美温婉与坚韧劲直的创作风格研究_开题报告

一、背景

20世纪，浙籍女性作家的数量和作品的质量均不逊于其他省市，无论是现代的陈学昭、苏青，还是当代的茹志娟、张抗抗、程乃珊、叶文玲、夏真，她们关注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创造出了一些内涵丰富、手法多样，有较强启蒙思想和平民意识的文学作品，如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苏青的《结婚十年》、茹志娟的《百合花》、张抗抗的《北极光》、程乃珊的《蓝屋》等。而且两浙女作家各自的创作风格十分鲜明：“浙西以阴性柔美取胜，浙东却更多刚硬坚毅之气。”究其原因，与两浙不同的思想积淀、物质文化发展基础以及不同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关。本文试图从地域文化的不同，对20世纪浙籍女作家创作风格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地域学或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成为一个热点，全国就不必说，单就吴越文化对两浙文学影响的学术成果就有很多，如专著《文学浙军与吴越文化》（吴秀明）、《当代吴越小说概论》（高松年）、《吴越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郑择魁）、《现代浙籍作家论丛》（王嘉良）等。进入新世纪以来，又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编著，《浙江20世纪文学史》、《“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王嘉良编），以及多篇发表于权威性学术刊物的范文，如《启蒙语境中的乡土言说——“五四”浙东乡土作家群论》等。

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这段论述从地理环境和文化生态圈的具体特点出发，说明了不同的水土对人的气质乃至艺术风格的影响。严家炎也指出：“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这两位学者虽然论及的是全国区域文化情况，但拿来作为本文的理论依据也是非常恰切的。 

两浙文化对20世纪两浙女作家创作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两浙文化深厚的思想积淀为20世纪两浙女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基础。

两浙文化在唐朝开始形成，在南宋开始发展，在明清达到顶点。南宋建都临安（杭州）之后，江南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制度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给思想的自由、学术的活跃、文人的成长带来了便利。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陈亮、吕祖谦创立了事功学，强调实事实功、经世致用，叶适提出“功利和仁义并存”，陈亮提出“义利双行”，四明心学派袁燮、杨简强调主体的自觉，同时也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两个学派开启了“浙东学派”的源头，确立了浙东文化务实求新和张扬人的主体精神的哲学理念，不但冲击了儒家思想，也对以后中国的启蒙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至明代，王阳明吸收和融合元代以来的各种思想成果，建立起了集“心学”与“事功学”之大成的哲学理论体系。清代的黄宗羲进一步修正完善了王阳明的“心学”，最终促成“事功学”与“心学”的合流。黄宗羲等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批判压抑人性的理学与经学，宣扬民族民主思想，使浙东成为当时新思想和新思潮的主要阵地。浙西学者龚自珍进一步发扬光大了启蒙思潮，他的改革呼声，给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界、文化界带来巨大冲击。两浙文化如此深厚的哲学思想传统，对两浙男女作家的影响都十分巨大，“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后由深受浙东文化浸润的鲁迅和周作人扛起大旗，并提出人性解放、个人发现的启蒙主义纲领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当时没有浙籍女性作家在北京直接参与“五四”运动，但已经是高小学生的陈学昭和同伴们在海宁上街游行，反对卖国条约，宣传抵制日货，实际上等于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接受了“五四”启蒙思想的影响。苏青晚出生几年，没能赶上“五四”运动，但她生长在浙东重镇宁波，从小就受到浙东文化思想精华的影响，而且她在宁波女子中学读书时也参加过反对政府的学生运动。 

其实，两浙文化对女作家的影响，在南宋已见端倪。南宋政治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印刷业、出版业的兴盛，为文化的普及、教育的发展带来动力。有条件的女子开始接受教育，其中一些文学爱好者尝试着用手中之笔书写胸中情感，女性文学就逐渐发达起来。南宋以前浙江的女作家很少，见诸史册的只有唐太宗的妃子徐惠、女道士兼诗人李冶而已。而南宋至近代两浙女作家达几十位，较为著名的有：南宋的吴淑姬、朱淑真、张玉娘；元朝的管道昇；明末清初的林以宁、吴藻；清末的汪端；近代的周颖芳、秋瑾。明末清初由于文学家袁枚和名士陈文述的提倡，杭州出现了“焦园五子社”和“焦园七子社”两个女性作家团体，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这些作家创作了不少作品，代表性的有吴淑姬的《阳春白雪词》，朱淑真的《断肠词》；林以宁的诗文集《墨庄诗文集》《风箫楼集》和戏剧《芙蓉峡》；吴藻的《花帘词》和《饮酒读骚》剧；汪端的《元明佚史》；周颖芳的长篇弹词《精忠传》；秋瑾的诗文。这些作品或取材于自己的情感生活、或取材于历史事实、或取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并用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之笔娓娓道来，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一定的价值。 

其次，两浙独特的地域文化背景为女性作家的创作提供了生活基础。 

历史上，浙江的区域面积较小，但自然地理状貌极为复杂，横贯全省的钱塘江把浙江分为东西两半。江之东为浙东，江之西为浙西，史称“两浙”。这种划分始于唐代，唐代设置浙江西道和东道；两浙文化开始形成。宋朝改称浙江西路和东路。元代置浙江行中书省，领两浙九府，正式建制“两浙省”。浙东包括宁波、绍兴、台州、温州、处州、严州、婺州、衢州八个府，历代变化不大。浙西则变迁较多，宋代浙西路的管辖范围包括平江（苏州）、常州、秀州（嘉兴）、湖州府和江阴军。明代又将苏、松、常、嘉、湖五府（也有将杭州、镇江二府划入其中的）列为“江南”经常性的表述对象，后来甚至有人建议在最为富庶的太湖流域即今苏南、浙西地区设立专门的行政区（包括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府及江苏南部）。浙东、浙西在自然状貌、风俗民情、文化传统方面有较大的差异，从而导致两浙人在性格秉性、思维方式、审美趣味有很大的不同。“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浙东人生活于山地丘陵，受山地文化影响较深，形成坚硬劲直的性格，多坚实厚重、英武善战的勇士。因此“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浙西人因生活于水网密集、地域辽阔的平原地带，受水文化影响较深，形成温婉秀美的秉性，且独多风流倜傥的文人学士。所谓“吴兴山水发秀，人文自江右而后，清流美士，余风遗韵相续”⑥是也。对此《浙江潮》的首任主编蒋百里认为：“地理与人物有直接之关系在焉，近于山者其人质而强，近于水者其人文以弱。地理之移人盖如是其甚也。”

这种不同的自然人文环境对作家的影响同样巨大。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中认为：浙西作家是“如名士清淡，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比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而浙东作家则“如老吏断狱，下笔老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辞的犀利。”浙西孕育的文化具有灵秀和“软”的特点。浙西作家多温柔敦厚、风流儒雅，讲求自然平和，强调精神上的自由。如戴望舒清静幽玄的诗歌、徐志摩和郁达夫浪漫色彩很浓的诗和小说都是这种特色的体现。因而，浙西的文风多带“水性”，偏于温婉柔美，作家们常常用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手法，作品多有空灵飘逸、趣味盎然的特色。而浙东文化具有“坚硬”的特点，侧重阳刚之气。浙东作家多坚韧劲直，具有反叛进取的精神，勇于探索，注重主体性。如鲁迅的坚执、柔石的台州式硬气、巴人宁波式的“石骨铁硬”，都是很好的证明。因而，浙东的文风多带“土性”、偏于坚执和硬气，作家们关注现实和民众，多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叙写生活。这种区别在两浙女性作家身上也较为明显。 

二、浙西与浙东作家及作品的特点

20世纪两浙女性作家人数很多，较为著名的有八位：浙西的有陈学昭、茹志娟、张抗抗、温小钰、程乃珊；浙东有苏青、叶文玲、夏真。其中温小钰因为搜寻不到作品暂不做评论。如前所述，两浙不同的文化底蕴和山川地理、人文环境对两浙男女作家的性格禀性、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刚柔相济、率性而为的浙西女作家 

浙西的四位女作家从小浸润在浪漫温润的文化氛围中，受浙西词派“率性而为，顺从自然”思想影响，坚持自己的个性，注重内心情感的抒发，不太在意外在环境的制约，善于用柔美的语言表现坚定的人生态度、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严肃的社会问题，形成了刚柔相济、率性而为的性格特色。相比较而言，陈学昭是柔中带着倔强，茹志鹃是柔中带着坚执，张抗抗是柔中带着思辨，程乃珊是柔中带着清醒。 

陈学昭的一生几乎与20世纪同龄，她的人生经历特别丰富。她的性格敏锐、耿直和倔强。她敏锐，在巴黎留学时，对于中国留学生中一些纨绔子弟沉溺于声色的行为很气愤，并把它诉诸国内的新闻界。她也很倔强，她认为作家要贴近时代和生活，就一生坚持这样做。她的长篇《工作着是美丽的》（上）是根据自己几次往返重庆和延安，通过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比较之后写成的；她的另一部长篇《春茶》（上），是她深入到杭州郊区茶乡、与茶农们吃住在一起的产物。她的散文、随笔都是自己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但陈学昭敏感中有内向，倔强中也有柔情。 

茹志鹃3岁丧母，父亲又弃家出走，童年是在杭州奶奶家度过的。13岁时祖母去世，又被送到孤儿院生活了一段时间。生活的艰难使她的性格变得坚强、刻苦和执著。茹志鹃11岁才上小学，总共只读过四年书，但她刻苦自学。参加新四军后，除了必要的文艺演出外，抓住一切时间写歌词、快板、广场秧歌剧，并尝试着写小说。建国以后无论工作多么忙碌从不放弃写作。1950年在《文汇报》上发表第一篇小说《何栋梁和金凤》之后作品越来越多，成为当代重要的女作家。同时，茹志娟还执著于写人性、人情，表现人性中美的东西，使她的小说体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 

张抗抗出生于杭州，19岁去黑龙江插队。张抗抗外表娇小柔弱，但很有主见，而且常常从哲理的高度看问题。70年代末当大家都停留在批判“四人帮”对人们的思想生活带来巨大灾难的“伤痕、反思文学”阶段时，张抗抗的小说《爱的权利》已开始反思“文革”造成的人们个性意识的失落。80年代初的《北极光》又因思考和回答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等终极性的问题而走到时代前列。到了90年代的《情爱画廊》，以俗的形式来表现雅的内容，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争论。她的散文也富有睿智和思辨力量，作者说：“我爱我的散文胜过我的小说。因为散文更能表现我对生活的认识和思索,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

程乃珊祖籍浙江桐乡，在上海出生，2岁时随父母到香港，小学四年级才回到上海。程乃珊的性格是柔中带刚，对人生社会有自己独特的认识。程乃珊的祖父是三十年代上海滩的金融巨头，她完全可以靠祖辈的余荫生活，但程乃珊没有这么做，而是在一个中学里教了十年英语，1979年走上创作道路后，也是笔耕不辍，到1991年，已创作了200万字的作品。移居香港之后，一方面做职业妇女，一方面继续创作，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 

（二）坚韧劲直、柔中偏刚的浙东女作家 

浙东的三位女作家在性格上都比较坚韧、执著、耿直。浙东独特的地理环境，导致浙东作家“大多刚韧、劲直，文风多带‘土性’。”⑩苏青是坚韧中带着直率，叶文玲是坚韧中带着乐观，夏真是坚韧中带点深思。 

苏青具有浙东人典型的性格：务实、执著、爽快。苏青出生宁波鄞县，六岁之前寄养在乡下外婆家。宁波是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较早地接触了西方文化，因而宁波人的眼界比较开阔，接受新事物比较快。商业的兴起和繁荣，使得宁波人比较注重实际，不太关心政治。苏青自小生活在宁波，难免不受这种文化的影响。苏青很务实，丈夫离异之后，她独自挑起养活全家的重担，当时上海的形势又十分严峻。苏青没有做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用自己的笔在夹缝中找到了一条生存之道。她的自叙传长篇小说《结婚十年》，以及反映市民日常生活的散文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生存智慧。 

　叶文玲出生于台州玉环县楚门镇。台州是出硬汉的地方，叶文玲的性格中也有坚执的成分。叶文玲从小喜爱文学，13岁上小学时就在县报上发表了两篇小小说。1958年，又在《东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我和雪梅》。此后因受哥哥的牵连，被剥夺了继续学习和写作的权利，且在家乡和河南参加种种艰辛的劳动，但叶文玲没有放弃作家梦，只要有空，她就坚持读书练笔。新时期来临，长期的积淀终于爆发，1980年就发表了短篇小说《心香》，并一举成名。此后，叶文玲一发不可收拾，迄今为止，已出版小说、散文集达39部，共计800多万字。叶文玲不但坚强而且乐观，她的作品中始终体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情调。 

夏真是地道的宁波人，她的性格热情、开朗，有一点男子气，但也有一种深深的孤独和忧郁。夏真有固定的工作，可这不能改变她用笔来书写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到目前为止，夏真共创作了8部长、短篇小说集，10部报告文学，3部散文集。她的小说主要执著于对普通人生存境况的思考，其长篇小说《一个男人的忧郁》通过一个中年男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烦恼，表现出这个年龄层的男人生存的艰难。她主要执著于对当前的社会发展、经济生活、教育规模的思考。 

（三）各具特色的创作手法 

　当一种文化对一个作家的性格和思想产生深刻影响时，实际上也就间接的影响了一个作家的创作手法。选什么题材，用怎样的叙述语言，体现出怎样的风格都被无形中框定了。受两浙文化启蒙思想和平民意识的影响，两浙女作家常常选择一些与现实和民生关系密切的题材。但浙西文化的温润、浪漫使浙西女作家追求作品的诗意和文字的优美；浙东文化的坚韧、务实使浙东女作家追求作品的写实和文字的质朴。而且这些女作家大多把笔墨放在描写家乡的人与事上，地域色彩比较浓，相比较而言浙东女作家笔下的地域色彩比浙西女作家更强。 

陈学昭选取的都是自己亲身经历且深有体会、富有社会意义的事件。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下及续集），真实地记录了李珊裳一生追求自由、真理，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在叙写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叙写了革命队伍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文革”那段历史，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与革命事业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放自己的主题。《春茶》（上、下）通过描写杭州郊区狮岭村和杨岭村茶农在合作化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经历的一系列事情，反映了这两场运动对农民的深刻影响，也表达了自己的真切感受。陈学昭的散文真实的叙写了自己各个时段的所经、所历、所感。 

陈学昭的部分小说和散文取材于杭州周边地区的风土、人情和景物，有较强的地域特色。陈学昭的语言干练、泼辣，但也有很多作品的语言很优美，富有诗意。 

茹志娟在选材上比较大胆。建国以后，当众多作家或叙写革命战争年代发生的故事，或描写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城市工商业改造等重大事件和塑造英雄人物时，她却撇开这些重大题材，选取一些生活中的小事和正在成长的新人，挖掘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她写战争，很少正面描写血腥的、残酷的、宏大的场面，而是选取一个普通战士或老百姓展开笔墨。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也不是把人物放在紧张激烈的斗争场面中去，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小事，来刻画人物的灵魂。 

茹志鹃的作品地域特色不是很明显，语言流畅、优美、温婉，女性味很浓。除了《儿女情》中出现一些上海方言之外，自叙传中篇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对于上海、杭州两地的景物、风俗、饮食有详尽描写，其中也出现了一些上海土话和杭州方言。 

张抗抗的作品选材上最具特色，既有江南的“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的“骏马秋风”。《隐形伴侣》从西湖秀丽的风景写到北大荒辽阔的平原；《情爱画廊》中既有苏州精巧的园林也有哈尔滨肥沃的黑土地。即使作品中的人物也可分为 “柔性”的南方人和以“刚性”的北方人。《情爱画廊》里的水虹、阿霓、阿秀的秀外慧中、外柔内刚；《赤彤丹朱》中“我”的外公、外婆豁达大度，平和冲淡，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不狂不燥，坦然应对，这些人物是典型的南方人。而《情爱画廊》里仗义豪爽的舒丽,《隐形伴侣》中肖潇生产后那些热心肠的农场大娘、大嫂、小媳妇、小姑子们……则是北方人的代表。 

张抗抗的语言有特点，且体现出南北融合的特色。如：

1那人喊：北佬北佬，虱子跳蚤木佬佬，炒菜做饭吃不了（《隐形伴侣》第三章）。

2（牛亡）子去追他，边喊：操你妈，南蛮子，老浙皮，洗脚盆儿盛莱，尿盆儿打饭，从里到外埋汰！（《隐形伴侣》第三章）第一句是南方人骂人的话，“木佬佬”是杭州话“很多”的意思。第二句的“操你妈”、“埋汰”都是北方人典型的骂人话。 

程乃珊的小说基本上以上海为背景，上海味很浓，写出了上海的风情、习俗、传统、景观、语言，有一种上海魅力。即使她后来移居香港，大部分作品还是以上海为表现对象。她的小说常常选取民族资本家以及他们的后代作为表现的对象，通过表现不同阶层的富人在财富面前的不同态度来揭示他们的内心思想情感。程乃珊曾经当过教师，她对教师的生活、心理很熟悉，所以她有些作品取材于知识分子的生活。程乃珊还选取一些反映女性生活的题材，如《喷泉里的三枚银币》，成功塑造了三位女性形象：革命者阿贞，科学家雪莉，由富家太太变为自食其力者的慧珺。 

程乃珊的语言比较典雅、风趣，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些上海土话，增强了作品的地方风味。如：

1“我忖过了，我出道迟了几年，上海的地盘，看来是再也插不进了，我索性也不来轧这个闹猛，干脆到内地去开码头。”（《望尽天涯路》）

2“上海还是上海：掼派头，讲排场，比行头，只要你袋袋里有铜钿，就是大亨，就被捧得老高。”（同上）两句例文中加点的词是典型的上海方言。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浙西几位女作家的作品，既注重现实生活的如实描写，又不失空灵柔性的浪漫色彩。但每个作家都很注重自己的个性，谁都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创作理念，典型的体现了浙西词派“率性而为”的特色。而浙东几位女作家的作品在展示生活内容时注重现实，较少浪漫的想像，体现了浙东文化坚韧、务实的特色。 

苏青的散文主要取材于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也有少量散文取材于家乡早年的生活，有较强的地域特色。苏青从小生活在宁波乡下，对质朴直爽的山里人的生活，长工、雇农们的心理，非常熟悉，《外婆的旱烟管》《豆酥糖》等散文写得真实生动。后来她随丈夫在上海生活，对弄堂里小市民的生活也不陌生，加上当时特定的战争环境，所以作者基本上把内容局限在日常生活方面，虽然比较琐碎，但读来亲切自然，有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她的长篇自叙传小说《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以自己十年婚恋生活以及离婚后的艰难打拼为内容，用第一人称娓娓道来，颇为感人。 

苏青的语言比较直率，叙述性的语言占大多数，基本上用国语，但也经常运用一些诸如：“硼硼硬” 、“不自小心准滑跌” 等宁波方言；和“奈阿是喊娘姨格?” “饭阿要烧?”（《结婚十年》）等上海土语；从而巧妙地叙事、写人、状物，增强了作品的生动性和人物的形象性。 

叶文玲曾在河南生活工作过二十多年，但身在异地心在故乡，她的小说、散文基本上取材于故乡，从早期的《长塘镇风情》系列小说、中期的“百色人等”系列小说，到19９４年的长篇小说《无梦谷》写的都是故乡人、故乡事，抒的也是故乡情。她所塑造的都是家乡的一些普通人：有工人、农民、教师、摆摊的、洗衣服的，她很少写英雄。她的散文更是一曲家乡的赞美诗。 

叶文玲的语言自然、清新、优美，像山间清泉，且富有变化。她总是根据所要表达的主题选用语言，如果叙写的是一个悲剧，则语言深沉含蓄；如果叙写的是一则喜剧，则语言轻松活泼。 

（四）浓郁的平民意识 

尽管两浙女作者在性格秉性和作品风格上有很大不同，但两浙文化有一个共同的思想精华，那就是启蒙思想和平民意识。深受两浙文化熏陶的女性作家自然而然地继承了这种思想。启蒙思想在现代作家陈学昭、苏青的作品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在当代作家茹志娟、张抗抗、叶文玲等的作品中启蒙意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人与人之间新型关系的建立而淡化；而平民意识还是很强，她们把重点转向关注国家前途和普通人的生活，只不过每个人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陈学昭是一个直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女作家，她追求自由、独立和平等，她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较强的启蒙思想。1924年元旦在《时报》的新年增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所希望的新妇女》中，就大胆提出“要恢复女子固有的人格，最要紧的是自立，自立必须要经济独立”。“一个独身的女子，对于社会上，一定会比在家庭里的贤妻良母发展得多”。在她的心目中，新女性,从人格、精神、思想到事业、学识都应该是全新的。此后陈学昭写了很多杂文，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对于妇女婚姻、生活、学习和工作的看法。她早期的散文集《倦旅》（1925年）、《寸草心》（1927年）、《烟霞伴侣》（1927年）和长篇小说《南风的梦》，主要抒写了一个得不到家庭温暖又渴望自由独立的年青女性的心灵苦闷，也流露出很强的启蒙思想。但《如梦》（1929年）后半部开始作者从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转向表现劳动人民、工人群众为生存而斗争。到创作《工作着是美丽的》（上）（1949年）时，作者已经完全从一个革命作家的角度观察事物、分析问题、塑造人物。包括建国以后真实记录土改运动的《土地》、反映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春茶》（上、下）（1956年、1963年）其立足点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始转向对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注。 

苏青的作品主要体现的是平民意识，但也有部分作品流露出启蒙思想。她大量的散文都是叙写上海市民的生存状况，也有少量作品叙写家乡亲人，其中对祖父家的老长工毛伙怕影响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不愿与妻子多过夫妻生活，即使累得吐血也不愿休息的愚忠多有讽刺。对于受尽学生的戏弄，仍尽心尽责，并不断监督我的五姑姑——一个小脚的女学监，也很带一些同情怜悯之情，体现出一定的启蒙思想。她大量叙写市民生活状况的散文，她对职业女性生活的关注，提出要办托儿所，还提出要为女性的特殊时期诸如产假、例假提供必要的休息等，体现很强的平民意识。

茹志娟等四位当代女作家，她们的世界观文学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启蒙思想和平民意识上升到了无产阶级的爱憎观。她们有的侧重关注小人物的命运，茹志娟在《静静的产院》《百合花》中通过一些日常小事，揭示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叶文玲热爱家乡和亲人，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和心灵世界，在《我与雪梅》《小溪九道弯》中塑造了雪梅、葛金秋等小人物形象,并通过挖掘这些人物身上的美好品性和鲜活个性，表现他们的抗争与奋进。 

也有的作家侧重于关注社会历史和人类自身命运，关注人们的精神状况和青年一代的思想，如张抗抗、程乃珊；或者关注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如夏真。张抗抗的作品比较有思辨色彩，她前期的小说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中期小说开始向深层次发展。如《隐形伴侣》从分析人的民族根性到剖析人性的二元构成，从而将文学由人道主义推向人性主义，丰富并深化了“人的文学”的主题。因此有人把她的小说称作是“反思中的反思”。 程乃珊关注年轻人的成长，希望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获得一席之地。她在《蓝屋》《穷街》等小说中不断赞美那些可以依赖而没有依赖、冲出富豪之家，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人们尊重的人。抨击那些能够自立却不思自立、不劳而获、或通过不当手段获取钱财的人。夏真的报告文学关注社会经济发展和当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她的《大写教育》《不沉的陆地》等都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当然，每个作家的创作都是多面的。侧重关注重大事件的夏真其前期小说主要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同样张抗抗和程乃珊也有一些作品涉及到普通人的生活。而侧重关注普通人的茹志娟在新时期创作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没有停留在控诉“文革”对人的命运、心灵造成罪恶和灾难上，而是大胆地突破“禁区”，把笔触伸到“文革”前的大跃进年代。叶文玲199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无梦谷》通过对在大学期间被划为右派的楚汉和他妹妹楚涧坎坷命运的展示，正面触及了五七年“反右”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对人们起到了警示作用。 

总之，两浙文化的启蒙思想、平民意识和务实求新精神，以及两浙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使20世纪两浙女性作家在性格秉性、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有很大不同，也导致她们的文本呈显出不同的内涵和创作特色。浙西女作家的总体性格特征是柔中带刚，在柔美的情调中探讨严肃的人生社会问题。在手法上，在写实时不忘抒写一些浪漫情调，具有浙西文化柔美、温婉的特色。浙东的几位女作家性格比较坚执、务实，选取的题材基本上以家乡为主，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浙东文化坚韧劲直、经世致用等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谭其骧：《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载《复旦大学学报》1991第1期。 

[2]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P707 

[3]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三），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9页 

[4赵晔：《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蒋百里：《<浙江潮>发刊词》，载《浙江潮》1902年第1期，第429页 

[6]周作人：《谈龙集·谈虎集》，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0页 

[7]转引自杨治经等人著的《北大荒文学艺术》第330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8版 

[8]徐可《吴文化视野中的浙西现代作家》著，远方出版社，2006年9月版，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