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悲剧形象塑造专业汉语言文学_开题报告

摘 要：萧红的一生短暂而多难。童年父权的压制和现代文明的洗礼激发了她的女性意识。进入文坛后，她从自身的坎坷经历出发，以独到的女性目光关怀生存在生死场的劳苦女性们，以如椽之笔塑造出了一系列下层女性的悲剧形象。同时通过强烈个性化的创作技艺和超越常规的写作语言，为现代文坛增添了一抹新奇、自然的色彩。其作品的女性书写因具有跨越时代的魅力而恒久流传。

关键字：萧红， 悲剧书写， 女性意识， 策略技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们如繁星点缀着夜空，而萧红就是其中大放光彩的一颗。她以自觉的女性意识创作与独特的个性化风格独辟蹊径，仅以九年短暂的写作生涯创作出了近百万余字的作品，包括《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未完）三部中长篇小说，以及《王阿嫂的死》《小城三月》《牛车上》等百余篇短篇小说和散文，此外还有诗歌、剧本、书信等多种体裁的创作。这些作品无不显示出她天才般的创作才情与持久的艺术生命力，留给后世跨越时代的文学遗产。与30年代其他女性作家不同，萧红的作品始终以女性的视角和笔触，关注着北方乡土大地下层劳动妇女的悲惨境遇，以其自身的亲历和坎坷的人生体验创作文本，用“越轨的笔致”细腻的刻画了她们“动物般的生存状态”和非人环境下的自我挣扎，从而揭露出在民族危难和个人苦难双重压力下女性命运的悲剧走向。萧红所创造的作品叩问两性关系，贯穿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塑造出一系列苦难的女性人物形象，充满着浓厚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同时她又不断地追求爱与温暖，呼唤着人性的回归，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人生哲理。正是如此，萧红才会在抗战文学滥觞的时代背景下脱颖而出，成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放出永恒的光彩。本文将从萧红小说中女性人物的悲剧体现，悲剧成因，人物塑造的策略技艺以及女性书写的价值这四个方面对萧红小说的女性人物塑造做整体把握。

萧红小说中的女性悲剧体现

萧红是不幸的，从童年时起便受到来自于父亲的封建男权专制的打压，只有在祖父那儿才会感受到爱和温暖。逃离家族的魔爪恢复自由后，又在情感上接二连三的遭受背叛，在孤单和绝望中痛苦徘徊，在炮火中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异地，直至长眠于港岛的浅水湾畔。身为女性，萧红亲身体验到了千百年来的父权独尊社会对女性的欺凌和压迫，即便是在五四的春风吹拂过的三四十年代，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依旧根深蒂固的存在着。在这样的身世背景和社会环境下，身为作家的萧红 ，有着比常人更为细腻敏感的观察力， 她善于捕捉那些背负着时代和民族深重苦难的下层妇女的悲惨境遇，淋漓尽致的展现出北方人民“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1]的人生图景，渲染出浓重的悲剧色彩。

女性命运的悲剧色彩

从萧红早期的作品《王阿嫂的死》到最后一篇《红玻璃的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她笔下的人物几乎都围绕着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展开，有农妇、乳娘、女工、女佣、穷学生、小媳妇等，虽然有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但她们的命运却异常相似，都饱尝了男性的凌辱和歧视，成为了封建专制下的亡魂。如在《王阿嫂的死》中， 王阿嫂是一位怀着身孕在张地主家干农活的寡妇。她已故的丈夫在一次给张地主赶起粪车的时候，因为马腿给石头折断了，被张地主扣留了一年的工钱，气疯后又被张地主一把火烧死。而怀着身孕的王阿嫂既不能反抗也不能说出实情，只能在火堆旁“拾起王大哥的骨头来，裹在衣襟里，紧紧的抱着，发出啕天的哭声来”。[2]可即便如此，王阿嫂还是难逃被奴役的命运，她挺着大肚子匍匐在田间接着给地主干活，午间在田头稍有喘息的机会，便被张地主一脚踹倒而导致小产，最终凄惨的死去。《手》中的乡下女孩王亚明因为手上常年染着奇怪的颜色而被城里的同学称为怪物，被校长恶语相向。没有人愿意和她睡在一张床上，甚至厌恶和她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她被排挤到只能睡在宿舍旁的过道里，睡在冰冷的椅子上。因为成绩差，发英文不标准王亚明在课上被同学老师嘲笑，为此她在夜里躲在厕所读书，天将亮的时候坐在楼梯口读书，可最后，校长还是以她不能及格为由取消了她参加考试的机会，把她赶出了校门。除此外还有《哑老头》中的小岚，因为每天两次回家给半身不遂的爷爷带饭的缘故而遭工头毒打致死；《桥》中的黄良子，为了谋生，舍弃自己的孩子给桥那头的地主少爷当奶娘而自己的孩子掉进河中淹死；《牛车上》中的云五嫂，丈夫作了逃兵后被军阀残忍枪毙等等，这些由萧红塑造出来的女性不仅要在肉体上要承受来自男性的欺压、毒害，来自战乱的流离、苦难，同时在精神上还要承受着封建礼教带给她们的迫害、扼杀乃至无意识的自我灭亡。这足以证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里，女性的地位是如何的卑微低贱，女性的命运是如何的惨绝人寰。

《生死场》是萧红作为“抗日作家”走进文坛的扛鼎之作，这部以东北沦陷前后的市民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写尽了北大荒人民在慌乱年代的生死挣扎，也写尽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非人处境。金枝是《生死场》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萧红笔下的她也有着和作家的经历与气质相接近的特质。金枝在小说中刚出现时，是一个提着筐篮在菜圃上摘柿子的农家少女，充满了不近世俗的天真与美好。她对爱情保留着憧憬与向往，对情人的到来既急切的渴望着，又害怕的手足无措。她的情人成业在远方吹起口笛，金枝就“仿佛是一块被引的铁跟住了磁石”，她的心悸动着“涨裂一般的惊慌”。可是，这样美好的情愫换来的却是成业对金枝猎物般的性索取，每一次的见面，他都“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要动作的一切”，甚至在金枝患了病的时候，他也“什么不懂得问”“用腕力掳住病的姑娘”“仍被本能不停地要求着”。[3]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社会里男性的自私与贪婪，爱情在他们眼中不过是用以泄欲的工具，而女性在这段畸形的关系里充当的竟是捕捉物一般随处可弃的角色。金枝的命运注定是悲剧的，结婚后，成业常常因为贫穷对金枝动辄打骂，粗鲁蛮横的他竟然在一次暴怒下出手摔死了出世不久的女儿，愤怒之下的金枝决心离开去开始新的生活。随后不久，日本人来了，金枝为了谋生去了都市，逃过了被日本人强奸的厄运，却在都市里难逃被侮辱的宿命，被一个粗暴的男人强奸后，金枝绝望的想去尼姑庵出家，却发现尼姑庵早已空空如也，万般无奈下，金枝只得忍气吞声的活下去。金枝的凄惨结局正应证了成业的婶婶的那段话：“等你娶过来，她会变样，她不和原来一样，她的脸是青白色；你也再不把她放心上，你会打骂她呀！男人们心上放着女人，也就是你这样的年纪吧！”[4]萧红借成业婶婶的口道出了封建社会婚姻破碎的本因，这也是不平等的两性关系造成的千篇一律的结局。在那个年代，多少人像金枝一样在爱情初期怀揣着期待，却在结婚后因为得不到应有的对待而脸色转为青白，直至葬送了自己的青春和本就不复存在的爱情。萧红通过刻画金枝由爱恋到婚姻破碎的戏剧转换批判了男性如动物般的对待女性的残忍手段，也揭露了女性在婚姻里无爱悲剧的荒唐宿命。

生育与死亡的轮回

古往今来，生育一直是女性在两性差异中最特殊的一项身体体验，也是女性从生来就被赋予的伟大创造。这一创造使人类得以繁衍不息、代代相传，也使女人得以蜕变为慈爱的母亲。而在萧红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她对生命诞生的美好描绘，也看不到她对女性生产这一伟大实践的称赞歌颂。相反的，萧红将她两次痛苦生育的经历融入小说中，把女性分娩过程中的血腥与可怖触目惊心的摆在了读者面前，展现了女性在新生命诞生和自我牺牲之间，在生育与死亡之间的无止尽轮回，而这正是女性苦难的源泉。

萧红在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中，就对女性生育的悲剧进行了真实而惨烈的书写。“王阿嫂的眼睛像一个大块的亮珠，虽然闪光而不能活动。她的嘴张得怕人，象猿猴一样，牙齿拼命地往外突出”。[5]这是对王阿嫂生育时神态的描写，令人头脑中立刻联想出她因为痛苦而面目狰狞的惨状。“王阿嫂自己已经在炕上发出她沉重的嚎声，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6]在这里，生与死超越了常规的界限同时进行着，王阿嫂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了新生命的出世，然而“新生下来的小孩不到五分钟也死了”！含辛茹苦的十月怀胎，艰难卓绝的分娩，最终只换来了五分钟的存活时间，这足以说明女性生育的无价值和生命的低贱。

在《生死场》“刑罚的日子”这一章中，萧红将人类的生育与动物的生产写到一起，极大地衬托出乡村女性如蝼蚁般劳苦又卑微的形象。此章节开篇先写了在温暖的气候中，整个农村沉浸在忙碌的生产氛围中。动物们赶在人之前争先恐后的繁衍：“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接着“大猪带着成群的小猪喳喳的跑过”。然后画面一转，写农村女人们在生育时所遭受的非人对待和万分痛苦的姿态：五姑姑的姐姐即将临盆，“她开始不能坐稳，她把席子卷起来，就在草上爬行”，可是因为收生婆的一句“压柴，压柴，不能发财”，家中的迷信的婆婆就把席下的柴草又都卷起来，让产妇在掘起灰尘的土炕上分娩。“光着身子的女人，和一条鱼似的，她爬在那里”，动物尚且可以在草堆上生产，而人竟然连动物都比不上。可是罪恶的孩子折磨着产妇，迟迟不能生产，等到夜半过去，外面鸡叫的时候，“女人忽然苦痛得脸色灰白，脸色转黄，全家人不能安定。为她开始预备寿衣，在恐怖的烛光里四下翻寻衣裳，全家为了死的黑影所骚动”，因为长久不能诞下孩子，家里人竟已经做好了为她送终的准备，人命卑贱的如同草芥。“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最终孩子还是落产了，生下来当时就死去，而女人却“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血腥、凄惨、恐怖，这就是萧红笔下的女性人物分娩时的可怕景象，她直接露骨的表达加强了新生命诞生时带来的视觉冲击。二里半的老婆麻面婆和李二婶子同时间生孩子，麻面婆大声哭，怨恨着男人：“我说再不要孩子啦！没有心肝的，这不都是你吗？我算死在你身上”同时，李二婶子因为小产徘徊在死亡的边缘，收生婆丢下麻面婆赶向李二婶子家，等她回来时，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正在生小猪。最后一句戏谑的把女人对比生小猪的母猪，隐喻出女性生育这一行为如同动物繁殖一样的低等，平常，甚至女人还不如动物，女性不仅要忍受身体上的百般折磨，还要承受封建家庭对她们心灵上的百般蹂躏。著名学者刘禾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一文中指出：“女性的身体在萧红的这篇小说（《生死场》）中是有血有肉的存在。由于它的存在，生和死的意义因此被牢牢落实在生命的物质属性上，而得不到丝毫的升华。‘生’,在女人的世界里指生育,它所引发的形象,是肢体迸裂,血肉模糊的母体；‘死’，也指向一个与之相关的血淋淋的现实，让人看到肉体的触目惊心的变质和毁形，而绝无所谓灵魂的超拔”。[7]萧红借这样“鲜血淋漓”的场面一方面表达了她对下层妇女生育疾苦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对她们无价值无意识的盲目生育感到失望、厌恶甚至憎恨，可谓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探寻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

在萧红写就的女性血泪史中，除了客观外在环境带来的战乱、阶级压迫外，对女性影响更深的则是来男性世界的压制和来自女性自身的愚昧和自我扼杀。这两方面共同编织成了女性在封建社会里的悲剧命运，也反映了萧红对女性苦难生存环境的反思和追问。

鲁迅先生曾经在《灯下漫笔》中这样说过：“‘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里，男尊女卑的等级关系一直是维护着封建制度向前迈进的重要砥柱。从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开始，女子便永久的被打上了等级的烙印，成为了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儒家文化中的“夫妇有别”，“三纲五常”中的“夫为妻纲”更是像毒素一般侵蚀着女性的肉体和灵魂，残害着女性的尊严。因此受过五四进步文化熏染的萧红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形诸于作品中，通过刻画一系列受男性欺凌的女性形象向封建男权文化发出激烈的呐喊和抗议，她笔下的男人有如披着兽皮的禽兽，凶残的支配着女性的一切，任意践踏着女性正常的人格。有在妻子生产时肆意凌辱，甚至泼冷水打骂的；有在妻子患了瘫病后不闻不问，甚至非人对待的等等，萧红将自己对男性专制的深刻批判融入作品中，从一个个不幸的女性人物中揭露出封建男制的缺陷，从而意图消解男权中心的威严。

然而从农业文化伊始，男权文化便随之诞生，正如批评家李洁非所言：“农业文化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男权文化；农村社会是一个绝对的男权社会；整个农业文明时代都是男性权威被强化、制度化、合法化，而女性则被进一步和全面剥夺、控制、奴役的时期，所有对女性造成压迫、使她们丧失各种自由、沦为男性附庸的宗教、伦理和政治经济制度，都在这个时期建立并且完善化”。在这样完全封闭的精神环境中，女性从出生起便被灌输了服从、被奴役的命令，并在漫长的历史沿袭中一代代继承这种可怕的女奴思想，从而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局面。因此，长久以来，女性在男权压制中一直处于听从、臣服的状态，亦步亦趋的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来框限自己的言行，不敢做出一丝有违常理的“悖行”来。而一旦有女性产生“逾矩”的行为，身为同性的她们甚至会以男性的标准“管教”不服从的女性。

在《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原本是一个“黑忽忽的、笑呵呵的”，吃饭一次能吃三碗的十二岁小姑娘，但就是因为她生性开朗，见人不怕羞的个性反而引来了婆家和邻居的不满。院子里的邻居在见到她之后说：“呦呦！我可没见过，别说还是一个团圆媳妇就说一进门就姓了人家的姓，也得头两天看看人家的脸色”；老厨子说：“没见过，大模大样的，两个眼睛骨碌骨碌地转”；有二伯说：“介（这）年头是啥年头呢，团圆媳妇也不像个团圆媳妇了”。于是，仅仅是出于她太活泼、健壮，她的婆婆就决心开始管教她，白天黑夜的吊在大梁上打她，给她下马威。甚至认为她被“胡仙”上了身，花钱请了跳大神的来夜夜为小团圆媳妇“驱邪”，用烧红的烙铁烙她的脚心。直到小团圆媳妇被折磨的病了，原本健康的肤色开始发黄，“善良”的邻居们又纷纷给她婆婆献计、想偏方，筹钱给她请巫医，让她洗烫水澡，最终把一个活生生的小团圆媳妇残害死了。而若要追溯杀害她的凶手，却难以把这罪名轻易怪罪在任何人身上。因为这些人并非出于恶意，街坊领居们在她生病以后热心的为她出主意，她婆婆肯舍得大把的钱为她治病，她们的最终目的只是单纯的为了让她像一个团圆媳妇，服从管教而已。正如她婆婆说的：“不打的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正是在这种伦理道德的潜移默化下，她们“集体无意识”的完成了对小团圆媳妇的“杀戮”。在这里，女性不再是男权压制下被剥削、奴役的悲惨形象，相反的，她们成为了封建男权的捍卫者，成为了道德教条的守护者，她们拿起了封建礼教的大刀挥向了自己的姐妹，完成了对自身以及同性的救赎。

如果说《生死场》展示的是女性受到的来自异性的欺压，那么《呼兰河传》中的女性则更多地受到了来自个体的束缚以及同性的戕害，萧红在这样的转变中升华了她对女性命运的理解，具备了更深层次的女性意识，达到了许多女性作家所达不到的高度。

二、萧红书写女性悲剧的成因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女性一直作为父系社会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存在。“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制度让女性失去了走出家门的机会，沦于辅佐和服从的地位。“男尊女卑”的伦理道德禁锢住了女性的思想和为人的尊严，成为了男性权力的客体。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曙光才开始荡涤封建性别文化的阴霾，女性接受民主科学的教育，社会参与的机会增多，自我意识开始萌发，一大批女性登上了社会和文学的舞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坛开始涌现女性的创作，她们自觉的为女性发声，并展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萧红便是其中的一个。

时代背景下的女性意识

女性意识是女性自我觉醒的产物，是女性通过后天的学习萌发出的自我意识，是女性在对自己性别认同的前提下，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然而女性意识的产生绝非一朝一夕，在此之前，长达几千年的封建枷锁牢牢的将女性锁在了深宅内，只能依附着男性才得以存活。父系社会的开端始于夏朝，王位只在男子间继承，女性则被排除在外。周礼中明确规定女子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发展到秦汉时以男为尊封建等级制度巩固完善，“阳尊阴卑”“三从四德”等女性观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却让女性失去了话语权，甚至独立的人格权，只知深闺绣花鸟。东汉班昭《女诫》要求媳妇要谦让恭敬，忍辱含垢，逆来顺受，终日劳作；唐代宋若华的《女论语》在规范女性成为一个合格的“贤内”方面，比《女诫》更为详尽；明代的《内训》、《女范捷录》、《闺范》、《闺戒》等书，更具体、繁琐地对女性的道德与行为加以规范。清代的《新妇谱》、《女儿经》更是通俗易懂的向全社会普及对女性的妇德教育。[8]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下，女性长年累月的被传统性别文化压制着，直至失去自我的意识，机械的遵守着横加在她们身上的教条守则，甘愿躲在历史的背后过着非人的生活。

几千年来，附加在女性身上的戒律如同鬼魅一般挥之不去，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文化的春风吹佛到华夏大地，女性头顶上的阴霾才算逐渐被拂散。新文化运动主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提倡男女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许多青年进步女性开始走进学校接受教育，实现了女子教育人格的平等。因此，受教育女性的智力、知识范围得到拓展后，女性主义渐渐抬头，追求自身价值、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呼声日益高涨，随之而来的是女性写作的热潮。女性作家们疾笔挥毫，以女性的独到目光写女性的创伤，力图改写千百年来被男性掌控的话语权利，颠覆传统的女性价值观和女性形象。其中表现出色的有“五四女作家群”中的冰心、庐隐、冯沉君、凌叔华以及其后的丁玲、萧红、张爱玲等一大批女作家。而在这其中萧红是最独特的一个。

萧红女性意识形成的个人原因

1942年，年仅31岁的萧红孤独寂寞的长逝于异乡，临终前她发出哀叹：“我最大的痛苦便是做了女人”，这句话道出了萧红一生坎坷与不幸的根源，也道尽了萧红身为女性的无限悲苦。回望萧红的一生，仿佛像一条无止尽的抛物线，每一个人生的重要结点都划向了未知，年少离家、被困旅馆、结识萧军、初入文坛、东渡日本、辗转汉渝、魂断香港。可以说，萧红短暂的生涯是在不断的奔波、战乱中度过的，而最使人为之依赖的亲情和爱情在萧红的生命里却留下了大片的空白，真正能带给她慰藉的，只有写作。而正是这样的磨难毁灭了萧红，也造就了萧红，形成了她向往自由，反叛传统的鲜明个性。

萧红出生在哈尔滨呼兰小城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里，父亲是受封建文化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母亲姜氏粗通文墨，精干利落，善于打理家务。萧红虽然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但是却不受他们的喜爱，相反的，萧红的父母及祖母因为她是个女娃便对她少有疼爱。在弟弟降生后，萧红在家里的地位更是不及从前，尤其是萧红的父亲，常常用冷冰冰的眼神看着她，“眼光经过鼻梁嘴角而后往下流着”的神情在萧红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萧红在8岁时，母亲和祖母相继去世，没过多久，父亲再娶。中年丧妻和年少丧母的家庭变故让本就淡漠的父女关系变得愈加紧张起来，继母对待萧红也常常是恶语连珠，甚至挑拨她和父亲的关系。如此，父亲对萧红非打即骂，在家中独断专行，萧红在《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写道：“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她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音而又疏远，甚至于无情”，[9]在《祖父死了的时候》，萧红在谈到从没了母亲到祖父死了的十年时说:“过去的十年我是和父亲打斗着生活”。[10]众所周知，童年是一个人性格养成的关键时期，正如同冰心所说“提起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活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顽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萧红的童年无疑是凄索荒凉的，虽然她降生在一个富裕的环境里，但物质上的充裕给不了她精神上的温暖，除了“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之外，这个冰冷的封建家庭便再无值得她留恋的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呼兰河传》中，萧红不止一次的吟唱着“我的家是荒凉的”，这荒凉来源于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轻视与冷漠，来源于从出生起就被判下无期的女性原罪。

童年生活的孤独在萧红早慧的心中种下了叛逆的种子，她像一颗等待破土而出的幼苗一般向往自由和外面的世界。萧红在一定程度上是幸运的，她诞生在辛亥革命时期，民主与科学这两面大旗挥动了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法制度。紧接着“五四”的春雷震动了华夏大地，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制度，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追求个性的解放。萧红接受了新式的文化氛围和现代文明的洗礼，她毅然决然的反抗父母包办婚姻，效仿“五四”时的“娜拉”们，义无反顾的冲出了父权的家门，从此开始了她漂泊、流浪的一生。然而身体的自由并没有换来心灵的解放，逃离了封建家庭的萧红又在一次困在了男性霸权的藩篱中。表哥陆振舜迫于家庭压力和萧红分开；未婚夫汪恩甲诱骗萧红并将之弃在旅馆；萧军大男子主义，肆意凌辱萧红的作品，甚至与其他女性暧昧不清；端木蕻良软弱无能，轻视萧红的创作。她先后依靠的四个男人都没能给她爱和温暖，反而一次次的用男性独有的专横束缚住萧红那颗渴望尊严和独立的心。在战火中伤痕累累、辗转多地的萧红最终还是凄惨的长眠在了异乡，她用叛离家族的代价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和破碎，所以萧红哀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11]这是身为一个觉醒女性最大的痛苦和悲哀。

萧红在亲身经历的苦难中深刻察觉到女性地位的薄弱，因此她用觉醒的女性意识呼唤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尤其是处于极端低下的农村妇女们，萧红大胆的揭露她们多难的生存处境，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和自觉的女性书写,力图冲击着男性所控制的言语世界。

三、萧红女性悲剧形象塑造的策略技艺

“风格”指文学作品从整体上表现出来的独特而鲜明的风貌和格调。它受作家主观因素及作品的题材、体裁、艺术手段、语言表达方式及创作的时代、民族、地域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并在一系列作品中作为一个基本特征得以体现。萧红作为女性作家，在女性意识的探照下从题材的选择、处理，到文体和语言的运用都有其鲜明的创作风格。

对女性身体经验的关注

   萧红是一位体验型的女作家，她擅长于从她颠簸不平的人生道路中吸取创作的灵感，并用她那敏感、细腻的神经叙写她所听到、看到的一切。在自传性散文集《商市街》中，萧红不止一次的用真切的身体体验细致的描摹了她在生活上面临的窘况：“窗子在墙壁中央，天窗似的，我从窗口升了出去，赤裸裸，完全和日光接近；白云在天空作出各样的曲线高空的风吹乱我的头发，飘荡我的衣襟。”（《饿》）；“芹听不清谁在说话，把肚子压在炕上，要把小物件从肚皮里挤出来，这种痛法简直是绞着肠子，肠子像被抽断一样。她留着汗，也留着眼泪”（《弃儿》）。

对女性而言，最刻骨铭心的身体体验莫过于生育和死亡，在《生死场》中萧红对此二者的刻画来的更为直接。正如学者刘禾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中所认为的那样：“《生死场》表现的除了鲁迅所说的北方人民的顽强挣扎外，还有女性的身体体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7]在第六章“刑罚的日子”这一章节中，她浓墨重彩的放大了女性生育过程中肉体变形、撕裂的画面，撕去了原本温馨美好的外衣，露出惨淡、可怖的真实给读者看。五姑姑的姐姐在面临难产的痛苦时，还要承受丈夫的羞辱和打骂，“他怕人的手中举起水盆向着帐子抛来”，于是“大肚子的女人，仍涨着肚皮，带着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在小说中，死亡同样是女性逃不过的一个劫，月英是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可是在她却不幸患上了瘫病，狠心的丈夫在发现替她买药，请神仍没有改变她的病情后，便开始虐待她，对她不闻不问，甚至还用砖块垫着她的身子，直到她牙齿变绿，身体长蛆，凄惨的死去。在这里，萧红没有直接写月英死去的结局，而是通过王婆和五姑姑去探望月英时对她病态的骇人描写来突出死亡的恐怖。她写到“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在王婆给月英擦拭身子时，描写到“她的腿像一双白色的竹竿平行着伸在前面。她的骨架在炕上正确的做成一个直角，这完全用线条组成的人头，只有头阔大些，头在身子上是一个灯笼挂在杆头。”“五姑姑在背后把她抱起来，当擦臀部时，王婆觉得有小小白色的东西落到手上，会蠕动似的。借着火盆的火光去细看，知道那是一些小蛆虫，也知道月英的臀下是腐了，小虫在那里活跃。月英的身体将变成小虫们的洞穴！”，死亡的气息在对月英病躯的刻画中越来越浓烈。在《生死场》中，死亡大都发生在女性的身上，萧红在挖掘她们“糊糊涂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12]的过程中显现出对女性身体经验的关注，并由此展开了对女性生命价值的追问。

超越常规的语言

任何作家的文学创作都以语言文字为工具。高尔基曾说过“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然和思维过程”。作家的思想秉性、气质性格、文化内涵等隐藏在内心的品格都会通过语言文字形成文本，为世人所知，人们从文本的阅读中了解作家创作的艺术风格，解读作家的内心世界。作为同时代的女性作家，冰心清莹圆润，蕴藉空灵；丁玲细腻、激切；庐隐凄丽缠绵，感伤沉挫；张爱玲华丽阴郁等等，而萧红的语言表达风格无疑是最独特的那个。进一步表现为超越常规的句法形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新鲜自然、童心稚拙的审美智趣，由此而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菜田的边道，小小的地盘，绣着野菜。（《生死场》）

午间的太阳权威着一切了！

菜圃上寂寞的大红的西红柿，红着了

市中心远远地朦朦胧胧地站着，行人很少，全街静悄无声。（《小城三月》）

以上的句子虽然不符合正常的句法规范或语法形式，却是萧红在创作过程中自然真切的流露。初读时会对文本的理解产生障碍，但是如果把这种语言结构放到整个作品的情调氛围中,就会发现，这些新奇的语言使用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并且对全文的结构完整并无影响，反而别有一番“情调”在里头，从而使萧红的小说别具风味，形成她自己的特色。

   此外，萧红的小说语言还具有儿童化的质朴特色。比如《小城三月》中对三月的原野的描写：“三月的原野已经绿了，像地衣那样绿，透出在这里，那里。郊原上的草，是必须转折了好几个弯儿才能钻出地面的，草儿头上还顶着那胀破了种粒的壳，发出一寸多高的芽子，欣幸的钻出了土皮”。[13]在这里，萧红以儿童般稚嫩的笔触把原野的绿和草儿发芽描绘的细致生动。再比如，在《呼兰河传》中，对后花园景色的描写：“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鸟飞上天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侨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14]这些看似像小学生日记般的语言却蕴含着萧红最简单、纯真的童心。萧红童年时最喜在祖父的后花园里玩闹，在那里，她可以无所顾虑的做孩子想做的任何事，而不用看大人的脸色。后花园里保留了她原始的天真模样，保留住了她的那颗简单快乐的心。这也是萧红文字直率、自然的根本原因，她钟爱用孩子的眼光看外物，用孩子的口吻表达对自然景物的喜爱，这种语言形式没有刻意的雕琢，显得行云流水、自然之至。

四、萧红女性悲剧形象塑造的价值

萧红生活在血与火的三十时代，歌颂革命和抗日救亡是当时的主旋律，但是身在“左翼阵营”的萧红却坚持个性创作，拒绝创作不实的战时文学。她认为作家被迫去描写自己不熟悉的题材只会有害于文艺，因此，萧红不愿因为趋同形势而放弃对自己熟悉的故土和乡民的关注，她主张作家的创作要与自身经历相结合，强调融进自我，抒发自我，追求创作的自由。正是如此，萧红的作品做到了与乡土紧密结合，与女性的身心体验相结合，散发出最底层生活的气息，并由此获得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一）具有历史的独特性

在3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上，与萧红同时代的女性作家们对女性的关注，其重点主要集中于新时代女性追求个体解放过程中精神的苦闷。丁玲的《莎菲女式日记》细腻真实地刻画出女主角莎菲倔强的个性和反叛精神，她追求精神的超拔，甚至还有点自傲，有一种身为女性的优越感；冰心的《两个家庭》强调男女平等，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属，而是伴侣，是事业路上的伙伴；庐隐的小说用哀伤的笔调叙写“五四”一代青年复杂的感情世界，探究人生的意义，《海滨故人》中的露莎等五位女青年，在跌跌撞撞中寻找人生的出路，在寂寞的世界中深感人生的波折。在这些女作家塑造的女性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进步思想带给她们的个性解放和精神独立，她们以觉醒的灵魂探求女性生存的真谛，在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寻找答案，显现出时代的烙印。

而萧红作为东北沦陷区的女作家，她深深感触到在时代巨大裂变中，被封建愚昧遗留下来的女性的痛苦和悲哀。于是，在其他中国作家们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时，她创作出了《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这两部名篇；在主流文化阵营向她发出声声责难时，她仍旧不改“以人类的意识来关照生活”这一主张。1938年夏，在大后方的一次抗战文艺界座谈会上萧红明确表述过“现在或是过去，作家的创作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由于创作思想与时代思潮的脱节，使得萧红在解放后长期被批评界冷落，但战火过后，萧红的作品再次发出了熠熠的光芒。事实可见，“那些因政治原因走红的作品，当我们远离了迫切需要宣传鼓动的年代，也就很容易发现它们艺术上的粗糙。相反那些内容与政治形势结合并不紧密、在当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却做到了与形式完美结合的作品，渐渐体现出隽永的魅力”。[15]萧红的小说正是秉承了这样一种理念，她深入社会底层，深入偏远的农村，她笔下的女性人物都是未经现代文明开化的一群人，她们带有封建文明的糟粕，贫困的生活将她们一次次的推入地狱，而自身的愚昧与无意识又使在她们遭遇侮辱、毁灭后而不自知。萧红从女性视角，冷静且超脱的将这些扭曲、畸形的画面一点点揭露在我们眼前，凸显出她关注女性命运的人道主义思想。如果说“冰心型”女性是中国传统美和“五四”时代美的化身，“莎菲型”女性则是带着强烈时代感和叛逆意识的新女性的话，那么“萧红式”的女性则是背负着时代和社会最深沉的灾难，在“生死场”上呼喊着人生,诅咒着人生的劳苦妇女。萧红真正做到了把脚踏在了现实的土壤上，为万千苦难女性发声呐喊，回归到人性本身，将女性主义文学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彰显出与众不同的历史独特性。

萧红是一位写作主体意识极强的女性作家，她所撰写的女性人物不仅带有自身悲剧体验的色彩，还承载了几千年来劳苦女性被奴役、压迫的深重历史。她善于从平平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露底层人物的残损命运，始终以人道主义的目光关注着乡村妇女的生存境况和生命过程，在真切的书写中流露出她对黑土地人民的热切关注和对女性命运的深刻反思，具有强烈的女性悲剧意识。

参考文献

鲁迅：生死场序，见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0991年版

[3][4][5][6][9][10][13][14] 萧红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

[7]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8]唐娅辉.传统性别文化的建构与女性地位的嬗变[A].2011年版

[11]骆宾基.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2]胡风：生死场后记，见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0991年版

[15]李向辉.批评的批评:萧红研究回顾.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