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问题——以绍兴市N公司为例_开题报告

一、国内研究现状

虽然政府出台了许多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措施，农民工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但对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和继续教育方面关注较少，他们只注重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养，对农民工人文知识和相关法律知识的培训忽视不见，不能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无法帮助农民工最大限度地改善生活和实现社会地位提高。加强农民工继续教育重要性有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农民工的素质水平。二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升级（程云蕾和陈斌，2013）。农民工必须具备在城市中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最根本的就是要不断培养和提升职业核心能力，实现自我成长，积极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中（周彦兵，2011）。

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升级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但在这个过程中却出现了“用工难”现象（张俊，2013），其实质是“技术工人短缺”，农民工本来应成为技工主体的，但由于其缺乏知识技能、职业发展盲目等原因，不能适应现代劳动力市场要求，这是农民工职业发展的第一个问题（冯虹和沈自友，2014）。农民工的职业化指通过不断提高就业能力和质量，逐步转变为城市农民工的过程（杨秀丽，2014）。继续教育可以帮助农民工提高就业能力，加快融入城市，还可以帮助中国加快实现城市化和工业现代化。农民工职业能力的提高和继续教育的过程是农民工和企业共同合作的结果（沈自友和冯虹，2016）。实施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和实施新一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是农民工的需求和国家的需要（乔晓春，2016）。

在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农民工作为中国产业工人大军，规模不断扩大，组成也由老一代农民工向新一代农民工转移，但由于受其生活方式的影响，存在着“求职一就业一辞职一再求职”的周期性职业周期，严重地影响了农民工职业成长和个体发展（田立博，2016）。只有在政府和企业创造的和谐内部环境中，企业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才能让农民工真正实现自己的事业（郭晓丽，2010）。做好农民工继续教育，构建农民工培训福利制度，应从农民工的潜在需求转变为实际需求，突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并持续推进（向晓蕾，2013）。我们要丰富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增强其对企业的归属感，提供各种帮助等多种支持性社会措施（吕宁，2010）。如今，90后的农民工有更强的职业流动性和更高的工作交换频率，包括横向职业之间的转换，也包括纵向职业升级的职业转换（俞林等，2016）。由于社会环境的局限、农民工自身缺乏知识和技能、制度不完善，他们的职业化发展面临诸多困难。通过自我完善，企业培训平台和政府制度保障，促进农民工的发展，实现职业发展，反过来推动我国实现城市化和工业现代化（王崇志和黄河，2015）。

由以上文献分析得出，国内主要是针对不同行业和专业进行的职业能力提升的研究，多数学者只专注于专业能力和社会能力，忽视企业农民工的方法能力研究。政府部门作为社会活动监督者，缺乏对农民工职业能力培养的重视，认为农民工的职业能力培养由农民工个人或是所在企业承担，这是一种误解。培养和提升农民工的职业能力是个体、企业、政府三方行为，他们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中国正在推进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将由劳动密集型向集约型发展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农民工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的影响越来越大，农民工己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是各行业的主力军，只有不断提高农民工的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才有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新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人们思想的转变和生产方式的根本调整，只有做好农民工职业能力培养和提升工作，才能使农民工从思想、文化、行为、技能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样我们才能掌握科学发展观，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现代的工作技能，才能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国外研究现状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综合能力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将个人的素质与职业地位或工作情况相结合，从角色整合的角度来定义的。比较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与职业地位等级分化的趋势。盖力和波尔在“能力：定义与理论框架”中定义能力的概念为与工作角色或职位相关联，履行某种工作角色所需的价值观的整合是一种能力。1992年，澳大利亚国家培训部门提出的能力的概念是充分反映综合能力概念的能力。他们认为能力概念必须从广义上理解，不能局限于琐碎的任务技能（Bartlett,1992）。英国学者Geoff Stanton建立了一个更能准确表达综合能力概念的能力模型（Adams,1971）。该模型表明，作为一个整体，职业能力是由知识、技能和态度以及情境理解等诸要素组成，任何单独的能力因素都难以完成职业活动（JBurke,1989）。

Smith（2000）等人提出了一人一师的导师制度和轮换工作岗位等职业能力的培养方法。Jokinen and Brewster（2008）和Suutari（2008）提出国际化轮岗工作中外派经理职业能力的影响因素。Kuijpers and Scheerens（2006）提出建立职业发展社交网络，通过组织所提供的工作轮换的机会，帮助个体获得新的工作经验，学习机会，提升其职业控制能力。Judith McNamara（2013）讨论了职业能力对实践和研究的启示。在符合职业兴趣的岗位上工作的人更有可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Mauri Fortes（2014）提出职业能力的提升将帮助个体牢记自己的目标，并优先考虑个体需要采取的步骤以获得“梦寐以求的工作。”它还将成为个体在特别困难的日子里努力争取的有力提醒。个体需要将自己定义为专业人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个试错过程。国际上有种“最佳实践”理论的人力资源管理：即研究设计和方法（Nico Schutte,2015），讨论了四维度职业承诺，包括情感，规范，累积成本和有限的替代维度。

B. ^范文提纲格式

一、N企业农民工继续教育的现状

（一）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二）农民工职业能力情况

二、N企业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基层岗位的阻碍

（二）培训渠道和内容的匮乏

（三）企业投资的意愿和能力问题

三、影响N企业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因素

（一）心智不太成熟

（二）缺乏学习精神

（三）工作稳定性差

（四）职业技能欠缺

四、农民工继续教育提升的对策与建议

（一）做好宣传和教育工作

（二）建立继续教育平台

（三）优化培训模式

C. 参考文献

[1] 程云蕾.农民工职业能力培养长效机制构建[J].人民论坛，2013（11）：140-141. 

[2] 程云蕾，陈斌.农民工参与职业能力培养动力不足的原因及对策选择[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12，22（06）：66-68. 

[3] 周彦兵.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核心能力发展探析——基于生命历程理论[J].职教论坛，2016（08）：27-32. 

[4] 张俊.基于心里契约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以山东省内企业新生代农民工为例[D].济南：山东大学，2013. 

[5] 冯虹，沈自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化的困境与出路[J].当代青年研究，2014  （03）：5-10.

[6] 杨秀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化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4. 

[7] 乔晓春.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研究的新探索——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建构：基于人力资本形成与开发的耦合研究》[J].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16，22（02）：128. 

[8] 沈苾文，张英.建筑业农民工职业成长历程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16（10）：5-8. 

[9] 周茜.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成人教育，2018（10）:156-158

[10] 刘杰.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路径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8（16）：151-154

[11] 朱丹霞.城镇化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策略研究[J].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9（05）：13-17+55

[12] 马伟.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现状探析[J].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学报，2019（02）3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