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及户籍问题的研究_开题报告

一、文献综述 

对劳动者个人而言,户籍身份是决定其就业地位和就业状况的重要因素,我们把仅仅因为户籍身份而在劳动力市场受到不平等对待的情况认定为户籍歧视。户籍歧视是中国特有的歧视现象,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的现状、程度、特征、原因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和归纳,我们把户籍制度与劳动者就业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文献大致分为三类。

对户籍制度与劳动者就业不平等之间的因果联系进行理论解释

宫希魁(1989)认为,由户口等级制造成的就业机会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平等。他指出,户口与就业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不同的工作岗位对户口有不同的要求,使就业竞争的前提就不公平。

俞鹏德(1994,1995)基于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世袭身份制特征,认为户籍制度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背道而驰,其结果必然是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就业机会不均、以及工资福利的巨大差别。

黄仁宗(2002)指出,现行户籍制度下,仅仅由于出生地的城乡差异和父母户口性质的差别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机会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并导致进城务工农民难以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公民权利。彭希哲等(2009)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户籍制度隐含了深刻的先天性的身份歧视及不平等,导致流动人口在城市遭受不平等待遇以及缺乏就业机会、收入和居住条件,对个人而言,这种基于先天因素的歧视是户籍制度的最大弊端。

这些研究通过揭示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固有弊端,论证和阐述了户籍制度必然造成劳动者就业机会和就业结果不平等的观点。

Chan and Zhang ( 1999 )将改革前的户籍制度比作一种国内护照制度(domestic passport system),它一方面将人口分成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个等级并赋予后者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造成了两个群体在机会、责任和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户籍制度阻碍人口的空间和社会流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层、社会隔离与社会不平等。

Peter and Chan ( 2004 )通过对户籍制度与南非的种族制度进行比较,得出了中国现行户籍制度是一种准种族隔离通行证制度(quasi-apartheid pass system)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国现行户籍制度的本质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相同,两者都是利用通行证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其结果是造成了对人权的侵犯和严重的不平等。

对户籍制度造成的就业不平等状况进行定性分析

朱庆芳(1989)分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分化现象,指出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鸿沟使农民成为城市里的“二等公民”,农民以临时工、合同工的身份承担了城市职工不愿干的累、重、脏活和险活,并造成城市正式工的“贵族化”。Chanand Zhang ( 1999 )作了类似的研究,他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城市对农民开放和农民进城,基于户籍鸿沟的社会不平等在城市显现,城市劳动力市场表现出两极分化特征:一边是非农业户口的居民,他们由政府保障就业、住房、教育、食品、医疗保健等;另一边是广大农民工,他们主要从事低工资的“3D”工作,不享受政府的任何保障。宋洪远等(2002)指出,户籍制度是导致农民工在就业、培训、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受到差别对待和歧视的制度基础。

蔡防等(2003 )将转轨时期户籍制度对劳动者就业的影响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进入障碍,符合雇主能力需要的劳动者仅仅因为身份的原因而不能进入某些行业或是不能获得某些岗位;二是在获得岗位后,具有相同技能并付出相同劳动努力的工人因为身份原因不能获得相同的工资和福利。

江文胜(2005 )指出了城乡二元就业制度下,城乡劳动者就业不平等表现在政策扶持上不平等、就业准入上不平等、劳动保障不平等、社会福利不平等、管理服务不平等五个方面。

王春光(2006)认为,户籍身份使城市农民工处于限制或有限放宽就业状态。具体表现为:一是放开有限的就业领域。二是给予一定的就业权,但不给予社会保障权和利益维护权。三是给予工作权,而不给予市民权。王春光认为,这种限制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具体反映在就业的非正规性和不稳定性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民工难以进入正规领域就业,即使在正规部门工作,也是非正规就业;另一方面,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建筑业、零售、餐饮、制造业、交通运输等劳动密集、低技术水平的行业。因此,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生存、发展与融合,对农村流动人口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

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剖析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民工就业的不利处境,并通过与城市居民的对比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户籍制度是造成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居民之间就业不平等的制度根源。

把户籍制度与劳动者就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纳入到歧视经济学的体系和框架中进行研究

郭正模(1994)较早关注劳动歧视问题。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歧视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城乡就业的体制壁垒,即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在就业机会、就业范围、就业期限和就业待遇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烙印,这种歧视起因于劳动者的社会身份差异,超出了西方歧视理论的范围,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周小亮(1994)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他认为,改革开放后,农民工与市民工在相等劳动能力和劳动生产率的基本假设下,两者的劳动报酬以及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和数量却不相同,产生了劳动力市场城乡歧视。形成城乡歧视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户籍制度以及构建在其之上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因此,周小亮称之为制度型歧视。

刘传江、程建林(2009)指出,尽管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其限制劳动力乡城流动的功能已经减弱,但基于户籍制度的种种制度安排形成了对农民工的歧视与剥夺,强化了农民工的弱势地位,造成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相比处于经济权利不完整、政治权利空白、权利实现资本匮乏的不利状态。

卢周来(1998)、张兴华(2000)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城市政府严重歧视外来劳动力的用工政策。张兴华(2000)认为,对外来工的政策歧视是在二元户籍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户籍歧视,它具有特有的制度特征,具体表现为城市政府通过配额、征税、附件条件和关闭市场等限制性政策和措施对外来农民工就业实施干预。此外,张兴华通过模型分析表明,对外来工的户籍歧视使当地就业者受益,却使企业和消费者受损,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福利下降。卢周来(1998)指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是以政府为主体的需求导向型歧视,这种歧视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劳动力失业问题,却迫使国有企业以更高的成本招用本地工人,造成极大的效率损失。张兴华还从城市政府角度分析了对外来劳动力歧视性政策的根源,认为实施户籍歧视是城市政府牺牲外来工福利以换取自身政治收益的理性选择,因此,要想通过城市政府来消除户籍歧视是十分困难的。蔡防(2001 )、李建民(2002)对此有类似看法。蔡防认为,针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是经济转轨时期的一种政治安全保障;李建民把对外来劳动力政策看成是城市政府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进行均衡的结果。

^范文提纲

引  言

广州市户籍制度改革分析

（一）广州户籍制度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现阶段广州市户籍制度发展的进程

三、广州市户籍制度改革现状

（一）广州市户籍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效

1.实行多种入户方式相结合的入户政策

2.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统一全市户口性质

（二）广州市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1.制度不完善

2.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中财政支出庞大

3.政府部门利益不一致，对改革持不同看法

四、广州市户籍制度进一步改革的对策探讨

（一）政府做好宏观政策和法律配套

1.在行政制度管理上，进行预见性的顶层设计

2.设计以身份识别和人口统计为本质的制度

（二）广州市微观上推进户籍改革的措施

1.建章立制，加快审批时效，强化户籍迁移监督

2.积极推进积分入户政策，做好政策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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