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调中心建设背景下的人民调解机制研究和对策分析——以浙江省瑞安市为例-开题报告

一、国内研究现状

（一）人民调解制度的相关研究   

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被称为一项“东方经验”。学者就此做了大量研究分析。从时间维度来看，国内关于人民调解的理论研究，在上世纪8、90年代曾达到一个高峰，但在法治治国理论被官方作为主导之后，大部分学者研究的关注点逐步转向以审批方式改革为主的司法改革研究。不过，依然有不少学者关注“法治本土化”问题，进而延续了对人民调解的研究。从人民调解的基本理论上来看，强世功主编的《调解、法治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刘江江的《人民调解法治新论》等著作将人民调解纳入到国家司法制度的范畴中进行研究，从规范主义的方法论出发对人民调解进行理解。而宋明（2006）、唐茂林张立平的《论人民调解的价值》则对人民调解制度的定位、功能和价值进行了比较多的论述。同时，党和政府近年来在在线ODR系统和多元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建设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实践，为人民调解的进一步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案例和实践经验。

（二）社会矛盾化解的相关理论研究

国内学者基于不同角度、不同着重点对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多元化纠纷解决主体的研究占了很大比重。范愉（2012）认为，从纠纷解决和善治的关系来讲，我们现在追求的善治虽然以法治为核心，但又能克服过度法治、僵化教条法治和西方法治所带来的问题，从而消除法治的负面影响。于建嵘（2009）认为，“刚性稳定”市当下中国维持社会稳定的主要形态，主要表现为政治权力的垄断性和管治秩序的绝对化，必须将社会冲突治理纳入法治轨道并实行相应的政治、司法、行政和社会改革，达到“韧性稳定”的目的。赵树凯（2016）认为，新常态下基层治理需要有新思维，农村矛盾的解决重点在于基层组织的改造。除了学术界的讨论研究以外，党和政府也在积极探索社会矛盾的化解机制，比如，2015年度，中办和国办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为下一步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供的顶层设计。

二、国外研究现状

（一）ADR的相关内容

20 世纪后半叶，世界各国和地区民事司法改革提出的口号是 “ 接近司法 / 正义（Access to Justice）”，在这一理念和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司法辅助型 ADR，旨在发挥ADR 对司法的辅助作用，缓解司法压力，对诉讼进行分流减量。同时，不同的法律体系、司法模式、政治理念和传统文化对 ADR 的作用及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在 ADR 的发展模式方面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澳大利亚学者娜嘉·亚历山大（Nadja Alexander）在其《全球调解趋势》一书中对当代西方国家的调解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它们在调解的发展中、特别是规范化制度化方面，既存在共同性，又存在许多差异。在调解的发展中，普通法国家和大陆法系有着不同的进路，前者更加积极和多元化，但主要采用市场化方式，更多地依赖成本效益和激励机制鼓励当事人采用非诉讼方式，被称为 “ 市场模式 ”，其调解规则和调解行业民间化程度较高；而大陆法系国家在调解发展中则倾向于依靠国家的推动和福利化措施，法院对调解的参与、控制程度较高，被称为 “（准）司法模式 ”。尽管各国有所侧重，但这两种发展模式也可以并行不悖。当代世界各国和地区一般既有国家（立法、行政和法院）建构的准司法性 ADR（法院附设）和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公益性ADR，同时也存在以市场机制运营的民间化ADR，如商事仲裁和调解。并且，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多元化，例如日本早期建立的法院附设调解具有很强的准司法特征，近年来则通过《ADR 促进法》积极鼓励民间性解纷机构的发展，促进纠纷解决服务的市场化和多样化。而美国既有发达的法院附设 ADR，也有非常活跃的社区调解和高端纠纷解决服务机构（如调解仲裁）。同时，《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下称《公约》）于 2019 年 8 月 7 日在新加坡开放签署。《公约》的落地为国际商事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的直接申请执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也可为国内人民调解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国外学者对人民调解的研究

吉尔伯特·罗兹曼（美国）在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时指出，中国在旧社会形成过一种传统，不大的纠纷基本上寻求法律以外的途径进行解决。人民调解制度就是这种非法律化解纠纷的继承和发展。柯恩认为，20世纪现时代之前的中国，大量纠纷在地方或团体内部进行化解解决。调解在纠纷解决中的重要性反映了中国人的哲学倾向，即所谓的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群体的存续，这也是重社会稳定、轻个人权利的一种朴素思想的体现。同时，很多学者通过对新中国的革命政治生态的研究，对人民调解制度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比如杜赞奇指出，党和政府通过人民调解制度的运用，不仅能够纠纷解决，而且有利于传达政治意识形态，从而达到实施社会控制的目的。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人民调解又重新逐步会到解决纠纷的功能上来，路思礼就围绕这一观点在《邓小平之后的中国纠纷解决：再谈“毛泽东和调解”》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B. 范文提纲格式

一、基本概念的阐释

（一）人民调解

1.人民调解的定义及缘起

2.人民调解的发展现状及面临问题

3.在线ODR系统的建设

（二）社会纠纷

1.矛盾的定义

2.现行社会纠纷化解机制

（三）行政调解

1.行政调解的现有手段

2.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关系

二、社会纠纷案例分析——以瑞安市为例

（一）社会纠纷的现状

（二）社会纠纷化解的存在问题

三、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调处中心的运行机制

（一）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调处中心的由来

（二）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调处中心的组织架构

（三）瑞安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调处中心的现状

四、将人民调解更好嵌入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调处中心的实现路径

（一）多部门联动一站式调解模式建设

（二）市镇村三级社会大调解体系建设

（三）模块+加班模式调解体系建设

五、参考文献

C. 参考文献

[1]陈尧,王哲.中国城市基层社会自治发展的路径——以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0,21(03):23-34.

[2]廖永安,王聪.人民调解泛化现象的反思与社会调解体系的重塑[J].财经法学,2019(05):67-80.

[3]张文汇. 现阶段我国社会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19.

[4]宋朝武,罗曼.基层治理现代化与人民调解制度的改革路径[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03):42-52.

[5]张进德.论人民调解的复兴与转型[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5):103-109.

[6]兰荣杰.人民调解:复兴还是转型?[J].清华法学,2018,12(04):111-127.

[7]刘加良.非诉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实践误区及其矫正[J].政治与法律,2018(06):140-151.

[8]任文启.司法社会工作:新时代人民调解的回归与发展[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8,18(03):5-11+27.

[9]刘青. 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变迁研究：1978-2015[D].湘潭大学,2016.

[10]邓少君. 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D].武汉大学,2016.

[11]温丙存,陈霄.农村纠纷解决体系的金字塔——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个案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6(03):41-52+95.

[12]吴佳馨. 人民调解制度的功能及价值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4.

[13]赫然,张荣艳.中国社会纠纷多元调解机制的新探索[J].当代法学,2014,28(02):115-124.

[14]周翠.司法确认程序之探讨——对《民事诉讼法》第194-195条的解释[J].当代法学,2014,28(02):87-98.

[15]刘加良.论人民调解制度的实效化[J].法商研究,2013,30(04):59-65.

[16]梁宏辉. 人民调解的监管机制研究[D].湘潭大学,2013.

[17]李婷婷.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人民调解—功能与再定位[D].南开大学,2013.

[18]占善刚.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之定性分析[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30(03):140-145.

[19]刘敏.人民调解制度的创新与发展[J].法学杂志,2012,33(03):59-65.

[20]胡兴东.西南民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J].中国法学,2012(01):143-158.

[21]范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评析[J].法学家,2011(02):1-12+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