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_开题报告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引发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目前，已有 60 多个沿线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积极参与进来。这一国家顶层战略相继被写入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 201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三个部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就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明确展开规划构想。 “一带一路”战略进入全面推进建设阶段。2017 年“一带一路”持续爆发惊人热度，两会召开时期多次聚焦“一带一路”，并明确发言表态最高法院将推进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就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涉外审判的疑难问题出台司法解释，健全服务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司法保障机制。“一带一路”战略进入全面发展阶段。而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推进，我国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一带一路”贸易往来成绩显著，而我国企业更加频繁而深入地参与到“一带一路”战略中，这势必影响我国对外贸易格局，甚至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格局。相应的作为贸易往来的附生物，贸易摩擦也势必增多。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遭受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可以形象的说，贸易摩擦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拦路虎”、“绊脚石”。面临频繁的贸易摩擦，有效防范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刘敬东研究员指出：“一带一路”的倡议要最终实现,必须走法治化的道路。“一带一路”法治化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在国际层面上,中国与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WTO或者其他一些自由贸易区的当事国,具有多重身份，而在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必然要遵守已经参加的国际条约、国际协定，同时秉承“一带一路”丝路精神，牢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理念。另一方面,还要推动贸易投资协定签订进程，重点是推动那些尚未与我国建立贸易投资协定关系的国家,尽早与同中国签订相关的贸易投资协定。并强调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应当建立一个争端解决机制。李虎教授认为，中国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贸易投资，由于国家间法律规范不同等原因极易引发贸易摩擦，需要有争端解决机制作为保障，争端双方可以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如果是国际经贸纠纷，在这几种纠纷解决方式中仲裁无疑是最具优势的，同时也是最多选用的。“一带一制路”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模式选择，将成为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首先考虑环节，同时也是核心环节。建立“一带一路”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有益于兼顾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法律传统文化及不同的利益和诉求，维护区域贸易协定的稳定运行，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同时，也可为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提供争端解决机制蓝本。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一带一路”倡议问世以来，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也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它为繁荣的古丝绸之路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在我国的大力推动下，必然会给世界经济的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一带一路”的顺利发展，区域内的国际投资必然会快速增长。争议往往伴随着投资而产生，有效的解决投资争端一直都是投资相关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但是，“一带一路”包含国家和地区众多，且沿线均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巨大，故“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投资争端必然有一定的区域特色，如果将现有的争端解决机制照搬过来，用于解决这种新背景下的投资争端，势必会产生许多问题。在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既要重视国际法,同时也不可忽视对东道国法律的研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法律,不仅要研究透彻,还要探求原来宗主国的传统。第二,研究法律要全面。不应只局限于私法领域，这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公法领域的研究。第三,既要熟练掌握运用台面上的法律,也要看到台面下的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一些潜规则性的东西往往可以决定一个项目的成败。第四,民间力量同样不可忽视贸易往来时不仅要跟政府、官员打交道,接触最多的反而是当地“草根”，比如各种民间性组织等，甚至是当地人民。第五,关注时事变动。重视对沿线国家政策的了解,以便采相关措施及时妥善解决。

（二）国外研究现状

    自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三年来，“一带一路”合作理念逐渐深入人心。阿根廷驻华大使古斯塔沃﹒马蒂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国际论坛 2015”表示，阿根廷和拉美地区非常愿意加入到“一带一路”的倡议中来，以此加强双方的合作，推动双方的贸易和投资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古斯塔沃-马蒂诺说，中阿之间的关系和中拉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双边的关系，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区域机制。阿根廷致力于与中国在“1+3+6”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发展模式。“1”代表着 2015 年到 2019 年战略规划，“3”代表着三个增长的动力，也就是投资、贸易和金融合作，“6”是六个重点领域，包括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农业、制造、科技和信息技术Client Earth 高级研究顾问 Douglas Whitehead(金道格)在2016 年 10 月由天津大学主办的比较法视野下“一带一路”投资法律保障理论与实务研讨会上对未来合作进行展望,指出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可以相互借鉴。2015 年 4 月 10 日，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国际政策学院著名教授、现任美国国务院国家委员会委员、前美国外交官帕特里克•孟迪斯(Patrick Mendis)教授出席由北京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合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学术报告会，就一带一路战略及跨太平洋、印度洋关系研究发表演讲。在该讲座上帕特里克•孟迪斯教授从美国学者的视角诠释“一带一路”战略，特别是将美国“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门罗主义、马歇尔计划、TPP 与“一带一路”战略做了对比性分析。孟迪斯教授分别就“中国梦”与“美国梦”以及中“一带一路”战略(OBOR)与美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进行对比与分析，并就“中国梦”与“美国梦”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AIIB)与美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进行对比与分析的基础上，展望中美两国商贸文明合作与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

（三）文献综述

1、殷敏《“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自贸区建设》

作者提到，为使“一带一路”战略能够真正落到实处，首先应当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切入点，分别签署双边协定，其次根据国际投资的实际情况签署多边自由贸易协定。通过达成诸多自由贸易协定，一方面可以使“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普遍参与其中，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经贸、投资等领域的快速发展。

2、王永中、李曦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评估》

作者分别从投资区域分布、投资行业结构等方面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现状，并且分别从数量、金额、区域分布、行业结构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失败项目的特征，随后用图表评估了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认为应当从双边协定修改、国内投资立法完善等方面来降低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

3、刘敬东《构建公正合理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

该文叙述了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并指出沿线国家应当在“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应当遵守的司法原则，强调了妥善解决管辖权冲突的问题。最后结合我国的涉外司法实践，在中国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法治服务方面给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4、贺旭红，郭翠萍《ICSID管辖权的扩大及应对——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视角》

该文重点剖析ICSID仲裁庭存在着管辖权扩大的倾向，认为这种倾向对中国具有双重影响，而且中国应根据本国及东道国的具体国情，在同沿线国家签订的双边或者多边的经贸投资协定中，明确接受ICSID管辖的具体方式，防止造成不必要的法律困扰

5、管俊兵《“一带一路”语境下的中国区域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模式选择》

作者提到欧盟在其投资范本中提出了关于构建上诉制度的意愿，而且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同样也做出约定，即在合适的时候双方可建立上诉制度。因此，可以发现，国际社会倾向于构建上诉制度，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有必要增加上诉制度。“一带一路”战略目前涵盖六十多个国家，其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应具有前瞻性。建立上诉制度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三、范文提纲

一、“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概述

（一）“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定义与特点

（二）建立“一带一路”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二、现有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评析

（一）ICSID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评析

（二）WTO 争端解决机制评析

（一）NAFTA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评析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一)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思路 

(二)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三) 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具体措施

四、参考文献

[1] 南方日报评论员.让“一带一路”建设更好造福各国人民[N]].南方日报,2017-01-19.

[2] 申蕾.构建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法治环境[N].人民法院报,2016-10-12.

[3] 刘敬东.“一带一路”战略要建立在法治化基础上[N].经济参考报,2015-04-28.

[4] 孔庆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N].人民法院报,2015-05-06.

[5] 张鸣起.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法治思考[J].中国人大,2016-08-20. 

[6] 乔慧娟.私人与国家间投资争端仲裁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M].法律出版社. 2014.

[7] 辛宪章.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 .

[8] 王贵国.“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M].杭州：出版社,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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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曾华群.国际投资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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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孙彦波.中国投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位分布及政治风险实证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7 ( 6 ).

[13] 管俊兵.“一带一路”语境下的中国区域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模式选择.现代国企研究[J].2015（4）. 

[14] 贺旭红,郭翠萍.ICSID管辖权的扩大及应对——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视角.经济问题[J].2016（4）.

[15] 刘敬东.构建公正合理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J].太平洋学报.2017.5.

[16] 王永中、李曦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评估[J].开放导报.2015.8.

[17] 殷敏.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自贸区建设[J].新常态与大战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文集.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