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约车政府规制的负面影响及其改进路径_开题报告

（一）国外研究现状

在英国，出租汽车经营模式主要以私人承包形式为主。实行政府统一管理出租车牌照，数量不受严格管制，出租车从业人员资质审查严格，并要求驾驶员通过相应岗前考试。如果想在伦敦申请成为一名本地出租车司机，首先申请人必须没有犯罪记录且身体健康可以从事载客营运活动；其次还要通过关于当地人文、环境、交通旅游等相关知识考试；另外，针对不同出租车营运行驶区域，申请者还需获得政府派发得绿色或红色两种徽章其一，获得绿色徽章的司机载客运营范围是伦敦本市内的任何地点；获得黄色徽章司机只能在本市某些特定范围内运营。伦敦市内出租车分为三个大类：新型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迷你出租车、黑色出租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和普通出租汽车规制不同，采用不同准入机制，数量没有限制，政府采用“政府监管平台，平台约束司机”的合作监管模式。 

纽约的出租车实行严格数量、价格管制和区域管制运营管理模式，政府拍卖配额，公司和个人按照比例获取牌照，最早出租车公司成立于 1897 年的。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纽约有 30000 多出租车司机，打车的人比开车人还多，引发众多问题，1937 年，纽约市长费欧雷罗拉瓦迪亚签署《哈斯法案》，对出租车实行特许经营管理，规定出租车必须有官方颁发的牌照才算合法营运，汽车营运牌照派发给私人或公司团体。纽约出租车一般被漆成黄色、绿色两类，实行公司经营并受到政府和行业协会监管；黄色出租车（又称奖章出租车）主要在（布朗克斯区、布鲁克林区、曼哈顿、皇后区、斯塔藤岛）运营；绿色出租车又称（博罗出租车）主要在（曼哈顿、布朗克斯区、皇后区和斯塔滕岛）运营。两者计费价格形式相同，有起步价、里程价、附加费、小费等；另外，这两种出租车运营时间和申请条件有所不同。由于数量管制，出租车牌照价格昂贵。出租车牌照可以自由交易。20 世纪 60 年代电招车与传统出租车产生无序竞争，纽约出租车和轿车委员会规定：电招车不得在路边载客，不能在车站、机场等排队候客；传统出租车不能电话预约租车。到 2012 年，纽约出租车和轿车委员会派发给 Uber 和 Hailo 两家打车软件公司营业许可。网约车出现以后，Uber等公司持续增长，市场份额不断增加将给相关行业会带来最大挑战2。健全的监管机制才能出促进出租车行业与经济发展。 

东京的出租车管理实行牌照制，公司和个人符合条件即可获取政府派发牌照。政府对出租车拥有量进行数量管控，2002 年以后取消了总量限制。政府对出租经营者资质审查严格，涉及经营地点、汽车数量、资金管理、服务赔偿等多个方面。出租车公司本身需要具有一定数量营运车辆，公司负责汽车维护、保养。司机和公司属于劳动合同关系，司机本身无需拥有营运汽车。东京允许私人经营出租车，个体运营出租车者必须通过严苛考试，拥有申请地 5 年以上开车经验同时具有 10年经验以上相关车辆驾驶经验，申请者必需具备良好的交通事故和违章记录。日本《道路运送法》规定没有营业资格私家车不能用从事载客运营活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有偿经营行为触犯相关法律。 

国外的研究起步比较早，政府对公共交通服务非常重视，服务测评手段丰富，政府规制历史时间长。相关研究既有大量的理论支撑，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非常强的参考借鉴价值。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思想观念、人口规模、出行理念等方面的不同，国外情况有些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能一味地照搬照抄，应该有所取舍借鉴吸收。 

（二）国内研究现状

比如关于行业监管方面，王静《中国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监管困境及解决》指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是一种新生的事物，对国内外不同地区影响很大，备受争议，不同学者讨论热闹。现有法律法规是否适用？是否有必要通过法律建立的一种监管模式？一大堆难度摆在学术界面前。针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已经不是要不要监管问题，当务之急是如何采取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办法，针对新事物不能一棍子打死，监管模式需要创新，监管手段也要创新。也从出租车改革方面提出观点，荣朝和《厘清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性质，推进出租车监管改革》指出国家“互联网+”行动给新旧业态改革带来了一次绝好的机会，行业改革需要政府治理模式和理念创新。在当前背景下，给饱受诟病出租车行业带了一场重构的机会，提出新的监管体制，同时，政府需要厘清出租车、公交车、地铁等的公共交通概念，明确出租车行业属性、地位，合理谋划、统筹安排各交通工具所处功能。

另外也有学者陈东进《互联网专车时代政府管制的范式变迁》提出：由于社会生活和生产关系变化，无论是最初传统出租车政府管制问题产生，还是目前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政府管制问题出现，都需要政府管理范式随之不断变迁适应。传统出租车市场经营方式的失灵，原先政府管制模式无法适应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理论构架和实践模式。城市交通日益拥堵，网约车的出现，要求政府进行范式变迁，更宽容、开放态度对待新事物给这个社会带来冲击和改变”。杨向前《中国特大型城市出租车行业管制改革研究———以交通可持续发展和公共福利为视角》中国出租车行业管制要考虑效率与公平的双重属性，公共交通发展在充分考虑公共福利同时也要考虑其本身是否可持续发展。建立一套由车辆数量、乘车价格、服务满意度要素组成，综合网约车行业发展、城市交通发展状况、公共交通福利因素等多维度的出租车管制框架

交通网络和城市出行效果研究 曹祎《考虑手机召车软件的城市出租车网络均衡研究》中通过实验提出：网约车方便性和及时性等优点能刺激乘客打车需求、提高打车频率，然后随着出租车数量不断增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所占份额也会降低并保持在一定状态，其空驶率略低于传统出租车，网约车对出租车行业规模的边际效益递减。

法律法规和制度创新方面，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张效羽《互联网租约车规章立法中若干法律问题分析》中提出：政府应该调整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立法方向，提升其立法地位，制定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立法，从而保障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法律地位。杨柏《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与出租车之争和我们如何面对创新--创新不仅仅来自科技，还来自创新对制度和社会的塑造》指出：国家提出加强实体经济建设，打造“中国制造 2025”社会倡导“双创”，产业和科学技术不断需要创新，同时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也会发生变化，与之适应制度本身也要寻求变革。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一种经营方式改变，更加重要是它所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发生根本变革，如同人们出行方式由马车进入出租车时代，就需要从制度创新视角去思考这个社会形态。另外也有姜宁《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发展看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提出：政府推进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关于网约预约出租汽车这个问题，对于企业、司机、车辆管理上，探索一套新的监管、审查规制模式，给企业更大自主权，减少障碍，规范行业发展，激发企业活力，提升整个社会创造力。从经济法角度讨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关于各方权利和权力博弈问题。盛学军、唐军《经济法视域下：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均衡--以 Uber 等互联网打车平台为展开》提出：纵观出租车市场不难发现，传统出租车在旧有利益集团保护下仍旧具有优势，监管部门不光是市场协调者，往往也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会使用权力阻扰新利益集团，从而损害网约车权利；由于网约车市场前景巨大，新兴互联网出租汽车公司想尽办法突破阻扰，争取更多市场份额。在经济法理论和实践，宏观调控行为缺少约束机制，责任担当不足，宏观调控权力不当；经济法追求整个社会共同利益，符合国家和大部分民众利益，不是单一集体利益。

上述文章写作思路较为相似，研究的重点都是一个方面，观点的建立缺少前瞻性。综合来看，如何以网约预约出租汽车政府规制研究角度，建立一套适合当前情况政府规制和管理手段。 

二、范文提纲

一、引言

二、我国网约车规制的现实需要性

三、共享经济背景下网约车的规制困境

（一）传统的规制理念不符合共享经济发展特性

（二）传统事前规制手段与共享经济的本质不相契合

（三）传统的单一监管机构无法满足共享经济的需求

（四）立法的滞后难以满足多变的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需求

四、我国网约车规制路径改进建议

（一）制定适应“互联网+”时代下的网约车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二）建立适应新发展的“政+企”的新规制模式“

（三）对网约车市场准入实施一般许可

（四）引导网约车行业加强行业自律

五、结束语

参考文献

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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