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的监督权与官员的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与限制-开题报告

一、文献综述

公民监督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体现了民主的本质和精髓。公民监督作为普通公民依据宪法和法律，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监督的政治行为，是保障公民权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也是衡量政治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尺。十八大过后，随着中央政府对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坚定推进，各地政府官员“落马”的消息层出不穷，其中人民群众在这一场反腐斗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网络上针对政府官员举报、检举、“人肉搜索”等各种各样的监督形式，但群众的类似“爆料”的行为方式若是不能加以规范，很可能涉及到对隐私权的侵犯问题。政府官员作为公众人物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必然需要接受社会的监督，其隐私权与公民知情权、监督权、社会公共利益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

隐私权是每位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官员首先是公民，自身的隐私权必然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公民的监督权也是法律赋予的一项神圣权利，如何更好地保障公民的监督权行使，维护公民的知情权，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成为更要的研究课题。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往往具有两面性，因此不能以此为借口，规避公民的监督权，但也不能无限扩大公民的监督权，应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政府官员其身份的特殊性，本身是代表国家来行使手中的权力，履行为人民服务的义务，与公共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应接受公众的监督。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政府官员的隐私权进行制度上的限制，限制政府官员隐私权，对维护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推动民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监督公共权力，树立政府形象的重要途径。但这种限制并不意味着对政府官员隐私权的彻底剥夺，只有按照一定的原则，不断完善立法和制度构建，才能在维护公共利益与保护政府官员隐私权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促进我国民主法治的建设。

二、国内研究现状

政府官员隐私权的界定与区分，又充分保障公民监督权的行使，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主要研究重点与热点。综合近期我国有关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曾婷在《浅析政府官员隐私权的限制》中认为，政府官员是公众人物为不争的事实，必然受到社会的监督。政府官员的由于身份特殊性，作为公民具有私人身份的同时也具有作为官员而具有的公共身份，政府官员是国家公权力的形象代言人，其言行涉及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其掌控的权利具有扩张性，公共利益性，政府官员隐私权应受到必然的限制也受到法律保护，应充分保障公民监督权。政府官员隐私权的问题关系到我国廉政建设、法治社会的建设，也关系到政府官员作为公民的权利保护问题。

周苗苗在《浅议公民监督权与官员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一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个人隐私的关注日益提高，于是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又产生出了隐私权的概念，并成为由法律确认为一种权利。政府官员首先是公民，享有人格权中的隐私权。但因为其身份的特殊性，本身是代表国家来行使手中的公权力，履行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因此其自身应当做到公正廉洁，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应接受公众的监督。而宪法和法律又赋予了公民监督权，公民依法享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的权利，是公民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方式。作为一个正在加强民主建设的社会，公民有监督政府的权利，这也是一个政府能够不断使自己符合社会发展需求、进行自我完善和进步的最为有效途径。

田园馨在《论公共官员隐私权的限制》中指出，公共官员是由人民产生的，就应当代表人民行使手中的权力，管理各项事务，维护公共利益。其次，从公

共官员行使权力的效果上来看，由于公共官员往往是重大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权力的行使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广泛的影响，因此，公共官员行使权力的效果总是与公共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利益性理应成为公共官员的重要判断标准，同时也是探讨隐私权限制的根本前提，正是由于其公共利益性这一本质特征，才需要对公共官员的隐私权进行限制。隐私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公共官员作为自然人理应享有这种权利，但是，公共官员又不仅仅是普通公民，更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公职人员，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必然联系，其密切程度与其隐私权的限制程度息息相关。

吕皖颖在《浅论保障公民监督权》一文中指出，公民监督权是指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活动的权利，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活动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都应属于公民监督权的概念范畴。公民监督权是公民参政过程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是国家权力监督体系中最具活力的一种监督。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任务中，保障公民监督权的实现，是一项必须要切实抓好的工作，这对于推进我国法治建设步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喻军在《论政府官员隐私权及其规制——以绝对隐私、相对隐私为切入点》一文中，官员作为普通民众的一员，其人格权受法律保护，其私人领域的信息、单纯的个人生活自由和秘密受法律保护，本是基于人格权平等而应该享有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员的隐私权理所当然地存在。，“高官无隐私”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官员隐私权受到限制，而不是官员没有隐私权，官员的隐私权是基于客观需要而存在的。官员作为具有特殊身份的群体，官员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显著区别在于其代表公共利益，其行为必然要受到公众的监督，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实现。相对隐私的限制保护，是保护官员隐私不被歪曲，保护其真实性，同时创建实现民众知情权的渠道，保护民众监督权的落实。

三、范文提纲

引  言

一、公民监督权和隐私权概念

(一)公民监督权和隐私权

(二)政府官员的隐私权

二、限制政府官员隐私权的原因

(一)政府官员的言行涉及社会公共利益

(二)限制政府官员隐私权是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的需要

(三)限制政府官员隐私权推进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三、限制政府官员隐私权的基本原则

(一)公共利益维护原则

(二)倾斜保护原则

(三)适当必要限制原则

四、   政府官员隐私权的法律保护途径

(一)完善对官员隐私权的界定

(二)构建公民监督权的保障体系

(三)   明确政务公开行为与范畴

四、参考文献

1、周苗苗：《浅议公民监督权与官员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法制与经济》，2013年3月，第3期；

2、田园馨：《论公共官员隐私权的限制》，《法学研究》，2013年6月；

3、曾婷：《浅析政府官员隐私权的限制》，《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9月，第5期

4、何新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和保护探析》，《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12月，第6期；

5、张太保：《论公民监督与制度保障》，《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6、贺乐民：《官员隐私权合理限制制度构建》，《法制与社会》，2014年11月；

7、喻军：《论政府官员隐私权及其规制——以绝对隐私、相对隐私为切入点》，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5期；

8、吕皖颖：《浅论保障公民监督权》，《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9、雷海涛：《公众人物隐私权问题探析》，《法制在线》2015年；

10、王留彦：《试论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与平衡》，《制度与建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