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中的亲属拒证特权-开题报告

一、文献综述

近亲属拒证特权是当今世界各国在证据法中普遍规定的一项证人权利，在各国几乎都已经由立法的方式确立下来。我国古代法律就规定了“亲亲相隐”制度，新刑事诉讼法更是对这一特权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子女、父母除外”。证人作证是世界所有国家的法律赋予给每一个具有作证资格的公民的一项法定义务。但是，在具有证人资格的人是刑事被追诉人亲属的情况下，如果法律强制该亲属证人作出对被追诉人不利的证言，该证人就会处于两难选择的境地：如果拒绝作证，证人可能要承受藐视法庭罪或拒证罪的处罚，如果作出了对被追诉亲属不利的证言，就会伤及血缘亲情伦理，影响包括家庭成员的亲属之间的和睦关系。因此亲属拒证特权制度作为“亲亲相隐”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对于维护公民个人权利、实现证据的证明力、维护家庭和睦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积极意义。

虽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证人作证方面的规定有所进步，但还是不够全面、完善，并没有从根本上免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的作证义务。主要表现在：1.第188条只是规定了在庭审阶段不强制近亲属出庭作证，对庭审之前的侦查阶段和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起诉阶段是否要求近亲属作证并没有作规定；2.其规定的亲属中仅包括配偶、父母、子女，排除了同胞兄弟姐妹；3.其规定中对适用的犯罪没有限制。

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因此,我认为，完善亲属拒证特权制度便是我们当前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对亲属拒证特权的规定是否科学与完备，反映了一个国家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现状，体现了一个国家民主法制的进步程度，对人权的保障程度以及国家的立法水平。相信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会更加合理科学。

（一）国内立法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强调“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在第188条中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子女、父母除外。”这条规定使被告人的近亲属具有了免于出庭作证的权利，或者说是立法者想到了强制其近亲属出庭作证对家庭和社会的损害。

我国香港地区将亲属作证特免权的适用主体范围限定在夫妻之间。香港《诉讼证据条例》第6条规定：“夫妻不能在任何形式诉讼中作证，以提出对其配偶有利或不利之证言。”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80条规定：证人在下列情形之一者的拒绝证言：1.现为或曾为被告人或自诉人之配偶、五亲等內之血亲、三亲等內之姻亲或家长、家属者；2.与被告或自诉人订有婚约者；3.现为或曾为被告人或自诉人之法定代理人或现为或曾为被告人或自诉人法定其代理人者。

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下列之人得拒绝以证人身份作证言：1.嫌犯之直系血亲卑亲属、直系血亲尊亲属、兄弟姊妹、二亲等内之姻亲、收养人、嫌犯所收养之人及嫌犯之配偶或曾与嫌犯在类似配偶状况下共同生活之人；2.嫌犯之配偶或曾与嫌犯在类似配偶状况下共同生活之人，就婚姻或同居存续期间所发生之事实。

（二）国外立法现状

英国《984年警察与形式证据法》第80条规定：对于配偶为辩方证时，其有作证资格，无作证义务，但是辩方可以为被告人的利益而强制其作证；对于配偶试图为控方证人时，其有作证的资格而无作证的义务，但是在涉及公共罪行包括暴力犯罪与针对不满16岁的人实施的性犯罪时，控方可以强制配偶出庭作证。另外，《984年警察与形式证据法》第80条第5款规定：在任何程序中，曾与其结婚但夫妻关系不再存续的人，应当如其从未与被告人存有夫妻关系一样，有资格并应被强迫作证。

美国《1999年统一证据规则》504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配偶享有拒绝为对被指控配偶不利证言的特权。在美国，曾经有婚姻关系的人之间也可享有亲属作证豁免权。

澳大利亚1995年《证据法》第18条规定：对于事实上的配偶也该适用该特权。所谓事实上的配偶，对于男性而言，是指虽然还没有与其结婚，但是作为妻子按照真正的家庭关系与其生活在一起的女性；对于女性而言，是指虽然还没有与其结婚，但是作为丈夫按照真正的家庭关系与其生活在一起的男性。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以下人员，有权拒绝作证：1.与被指控人订婚的人；2.被指控人的配偶，即使已不存在婚姻关系；3.是或者曾经是被指控人的直系亲属、直系姻亲、三亲等以内旁系亲属、二亲等以内旁系姻亲。

二、范文提纲

摘要：论我国亲属拒证特权的发展沿革和现状

一、亲属拒证特权的含义、特征及意义

（一）亲属拒证特权的含义

（二）亲属拒证特权的特征

（三）亲属拒证特权的意义

二、亲属拒证特权在国内外的立法情况

（一）亲属拒证特权在国内的立法情况

（二）亲属拒证特权在国外的立法情况

三、我国亲属拒证特权的缺陷

（一）亲属拒证特权的适用阶段太单一

（二）亲属拒证特权的主体范围狭窄

（三）亲属拒证特权适用的犯罪没有限制

四、完善我国亲属拒证特权的建议

（一）拓宽亲属拒证特权适用的程序阶段

（二）扩大亲属拒证特权的适用主体范围

（三）规定行使亲属拒证特权的例外情况

总结

参考文献

三、参考文献

[1] 杨涛.漫谈“亲亲相隐” [M]北京：人民检察院出版社，2007.

[2] 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三版）[M].法律出版社，2009

[3] 乔恩·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M].何家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4] 王进喜.刑事证人证言论[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

[5] 何家弘、张卫平译.外国证据法选译(增补卷)[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6] 李哲.“亲亲相隐”的历史渊源[J].河北法学，1989（1）

[7] 梁玉霞.传承与移植的失却——对我国亲属作证义务的反思[J].中外法学1997（4）

[8] 闫磊.构建我国刑事诉讼法证人拒绝权制度的理性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3（3）

[9] 陈宝晨、何玥晴.亲属不出庭作证并未颠覆“大义灭亲” [J].南方都市报，2011（23）

[10] 鲍建敏.亲属作证豁免制度立法探讨[J].法制与社会，2011（12）

[11] 刘远熙.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思考[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1（34）

[12] 宋宏图.从中西法律思想角度看亲属作证特免权的立法正当性[J].法制与社会，2012（16）

[13] 刘荣军.《论证人的证言拒绝权》，《法学》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