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中对于人权保障的研究_开题报告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现状

李奋飞（2019）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抗性辩护转化成为交涉性辩护。较之前的对抗性辩护中控辩双方之间总是充满敌意、对立，缺乏最基本的信任和尊重。将会导致刑事辩护的司法环境趋于恶化，有损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在交涉性辩护中，由于检察院过于强势，适用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的被追诉人，往往得不到检查机关的同意。同时值班律师的功能也更倾向于配合司法机关，而非维护被追诉人的利益。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制定时，缺少对控辩协商机制作出明确的规定，制约了其发展。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关于值班律师

韩笑（2019）认为要保证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真实性、自愿性与合法性。防止没有罪的人虚假认罪，确保有罪之人是出于真实意愿认罪认罚，以及帮助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从而获得法律程序上的从简和量刑上的从宽，是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为认罪认罚制度增设值班律师制度的原因。对于如何防止没有罪的人虚假认罪，应基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限制，而不是拘泥于被追诉人的有罪供述，导致无辜清白之人定罪的风险。同时还要加强对认罪事实基础的审查与监督。而对于值班律师在保障被追诉人人权，提议保障律师基础权利，而不是异化成“见证人”，同时，建立值班律师准入退出机制，考核制度，确保律师依法履职。

陆发祥（2018）通过调查发现律师对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参与程度很低，例如，南京市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参与的比例大概在三成左右，上海市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的参与度达到了五成左右，而西安市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的参与比例只在 20%左右。在律师参与率如此低的情况下，其职能和作用得不到发挥，更谈不上保证被追诉人的权益。

三、侦查阶段中引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其博弈

涂雅晴(2019)认为在侦查阶段也应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有利侦查部门收集证据，提高效率，而且可以促进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协商，犯罪嫌疑人的认罪认罚可以使被害人及其家属避免耗费太多的精力与时间，也可以使被害人及其家属及时安抚情绪，抚平伤痕，开启自己生活的新篇章。

李佳威（2018）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引入沉默权，目的在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亦可以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这是刑事诉讼法中对犯罪嫌疑人程序上的保障，也是基于宪法对人权的保障要求。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一个相对理性人的前提下，在权衡利益之后，将会放弃沉默权，而选择认罪认罚从宽。这相比强加于身的“供述义务”更有收说服力，也更符合人性。

四、重案及职务犯罪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闵春雷（2019）在实际调研中发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主要集中于轻罪，重罪较少适用。调研中法官认为重罪案件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量刑会发生变化，且对于无期、死刑案件，也没有从宽的空间。职务犯罪也无法享受此红利，从司法实践来看，多数职务犯罪嫌疑人，有认罪认罚从宽的意愿，但往往检查机关以案件性质拒绝启动。

詹建红（2018）认为对于为了让职务犯罪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顺利运行，应强化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因为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有所不同的。由于监察办案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秘密性，应确立被调查人获得告知的权利，且《监察法》 未赋予认罪认罚的被调查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应确立被调查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否则调查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明智性和真实性存在潜在风险。除此之外，还应确立被调查人向监察机关申诉和复议的权利。

钟文华（2019）认为在重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却经常不敢使用。启动认罪认罚程序往往给公众带来“以钱买刑”“司法不公”的错觉，又如故意杀人案件，被害人亲属反应强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又如何提出量刑建议才能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也更需保障被害人及其亲属的人权。

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各方权利缺少保障

吕庆宇(2019)认为被害人的权利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缺少保障，根据2018新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但是并未说明听取意见后的结果，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是“听”而不“取”的情况。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未考虑到被害人不愿被追诉人从轻处理的情形。尽管在制度设计上可能是为了避免因被害人主观好恶而武断，但不能回避。被害人应该有表达量刑意见的权利，这对于对于平复被害人内心和化解社会矛盾有益处。当然，这并不能左右司法机关决定，只是保障被害人的权利。

王一明(2019)认为未成年人更需要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保障权利，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缺少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该方面的细化，没有对未成年人专门规定如何处置，一定程度上漠视了未成年人的权利。比如未成年人在诉讼程序中，容易出现焦躁不安、自暴自弃等消极的外在行为表现，在讯问时，容易产生反叛、过激的心理作用。这些都不利于未成年人认罪认罚，真诚悔过，也不利于其以后教育感化，未来回归社会。

周莹莹(2019)在有关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调查中发现：1.目前未成年“从宽”幅度过大，且相同罪名，类似情节量刑不一，主要原因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2.被害人谅解对“从宽”影响力较大，易造成司法不公。3.认罪认罚从宽渠道过窄，不利于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应引入缓刑

B. 范文提纲格式

引言：新刑事诉讼法中对于人权保障的研究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论

（一）背景与意义

（二）内容与特点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人权的意义

（一）对抗转化为合作

（二）公平与效率的相对平衡

（三）被追诉人、被害人、司法三方博弈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人权现状

（一）被追诉人

（二）被害人

（三）未成年人 

四、国外类似制度比较与借鉴

（一）美国

（二）意大利

（三）启示

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人权保护的完善

（一）对于被追诉人

（二）对于被害人

（三）对于未成年人

C. 参考文献

[1] 李奋飞.论“交涉性辩护”——以认罪认罚从宽作为切入镜像[J].法学论坛,2019, 34(4).

[2] 韩笑.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律师参与[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9(193).

[3] 陆发祥.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律师参与机制研究[D] . 安徽：安徽财经大学, 2018.

[4] 涂雅晴.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J].法制博览,2019(22).

[5] 李佳威.刑事诉讼法修改下沉默权引入的必要性——兼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路径[J].辽宁科技学院学报,2018(5)：87-90.

[6] 闵春雷.回归权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困境及理论反思[J].法学杂志,2019(12).

[7] 詹建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困境及其化解[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2)：21-30.

[8] 钟文华.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问题及对策[J].重庆行政,2019,(6).

[9] 吕庆宇.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被害人权利保护[D] .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 2019.

[10] 王一明.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未成年人权利保障研究—以被追诉未成年人为分析对象[D] .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19.

[11] 周莹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量刑问题研究——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的分析[J].山西警察学院学报,2019, (2)：1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