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我国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的思考_开题报告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逐步在国内外经济发展格局中打开了的新局面。劳动者权益在新形势下同样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目前，对我国新形势下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的主要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主要如下：

对国内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研究情况：

技术革命助推工业转型升级，推动我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化解过剩产能、去库存，在一定时期内，都给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压力。学者研究发现，这将对劳动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催生分散化、碎片化、个体化的劳动关系。其实不仅是中国，整个全球经济都在经历新技术革命，只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的所面临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目前国内劳动权益受损问题主要体现在就业权、报酬权保护，就业歧视，劳动合同订立和劳动纠纷诉讼等方面。以就业歧视为例，我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众多种类的就业歧视，例如健康歧视、姓名歧视、性别歧视、户籍歧视、婚姻歧视、语言歧视、学历歧视、经验歧视等等。针对就业歧视问题，吉林大学经济法学博士研究生庞铁力认为，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禁止就业歧视法律，禁止就业歧视法律制度的相对不足，由于我国目前仍有大量就业歧视规定存在于一些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中，同时也是为了防范效力位阶较低的规范性文件对劳动者就业平等权的违反，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与《宪法》和《劳动法》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并且必要时对含有就业歧视和限制内容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在订立劳动合同方面，目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通过媒体发声，认为《劳动合同法》实施中围绕立法宗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内容存在一些争议。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曹艳春认为，《劳动合同法》的修改已经是大势所趋，但不应急躁，需要时间调查研究其中争议条款的合理与否。加大保护劳动者的权利，让劳动者在改革中享有更多的成果，分享企业盈利的部分利润，让劳动者与企业成为一个共同体，这才是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也是国际劳工组织所倡导的。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大网络平台大行其道，公司的概念逐渐弱化，出现了大批O2O自由职业者。一种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合作式关系正在建立起来。这一新兴用工方式也给企业传统的用工管理带来新问题，并导致新的劳动争议产生。对此，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教授、主任薛长礼认为，随着技术变革的进步，自由职业者“就业灵活性”空间加大，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一个人可以同时兼职多个工作，社会保险中“工伤保险”需以用工为基本前提，每一个工作需要工伤保险保护，但并不是每个工作岗位都与基本养老保险对应，将社会保险关系与劳动关系分立是保障自由职业者的法律起点。

在新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产生的影响方面，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曾湘泉表示，新技术革命将促进新兴服务业发展，这也是我国服务业转型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目标。它将带来大量个体创业、自雇等更加多样的工作方式，与此对应的劳动关系更加多样化、模糊化。在《“劳动关系”判断标准的反思与重构》中作者提到，传统的劳动关系以生产线生产为主要特征，雇佣大量产业工人，工人的技能同质性和利益同质性都较高，使得企业和行业层面的集体劳动关系存在比较坚实的基础。随着智能化技术和机器人的推广，产生了大批新产业，如电子商务、信息产业、云计算、物联网、机器人制造等，必然替代大量低技能劳动力，造成产业工人跨行业、跨职业的重新配置。经济转型升级等一些列变化，给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关系带来了全新的判断标准。

当下，我国劳动权益保护的重点应该是创新、完善劳动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包括最低工资、工作时间标准等具有新特点的劳动基准制度，比如适合自雇就业、网络就业等工作和生活环境非严格区分、管理松散的就业形式的劳动基准。因此，为适应技术革命和转型升级的新形势，需要根据中国的法律原则和国情特点，完善和健全中国的劳动立法，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同步发展。

（二）境外我国劳动者权益保护研究情况：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副教授李文沛认为，在全球化2.0时代，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升。从改革后“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到近年来“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都极大地促进资本、信息、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我国通过对外投资、承包工程、劳务合作等形式输出的对外劳工数量呈井喷式增长，这个发展战略给我国对外劳务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加重了保护境外劳动者权益的负担。

研究数据显示：2016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类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同比分别增长了81.4%、45.3%和173.6%；5个行业的投资存量超过千亿美元，分别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和制造业，5个行业的合计占比达79.7%。截至2017年7月，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22.3万人；其中承包工程项下派出12.1万人，劳务合作项下派出10.2万人。7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86.9万人。

目前，我国境外劳动者保护权益的法律问题主要表现在立法、执法和司法三大方面，但是解决困境更多的集中在国家层面。我国劳动法学者所归纳的“政府5P理论”，进一步将政府总结为以下五种角色：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护者；集体谈判与雇员参与的促进者；劳动争议的调停者；就业保障与人力资源的规划者和公共部门的雇佣者。“政府5p理论”将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重新定位，成为指导我国政府在处理劳动关系时的理论基础。

学者认为，在应对一些列对外发展战略在不同阶段带来的挑战，既需要发挥政府在境外劳动者权益保护中的主导作用，更需针对不同阶段的特殊要求进行政府职能的具体规划，与沿线国家合力协作共建“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对境外劳动权利而言，只有实现了体面劳动，才能使境外劳动者合法权益获得长足的保护。

二、范文提纲

一、我国劳动法的发展和对劳动关系的影响

（一）劳动维权情况的不断发展

（二）劳动维权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二、新形势下劳动者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和争议

（一）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表现

（二）劳动合同订立中存在的争议

（三）劳动诉讼程序中存在的问题

（四）经济转型升级对劳动关系的影响

三、境外劳工权益保障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一）劳工标准的界定问题

（二）境外劳资纠纷处理面临的困境

四、完善我国劳动权益相关保障法律的思考

（一）政府应在保护境内外劳动者权益中所起的作用

（二）境内外劳动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修改的建议

三、参考文献

[1]舒丹：《劳动法新解读》[M]，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冯彦君、张颖慧：《“劳动关系”判断标准的反思与重构》[J]，《当代法学》2011年第6期。

[3]张格军：《就业歧视危害的法律思考》[J]，《法治与社会》2009年第35期。

[4]林嘉：《论社会保障权的社会法本质——兼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关系》[J]，《法学家》2002年第2期。

[5]董保华：《劳动合同立法的争鸣与思考》[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6]孙德强：《劳动争议诉讼举证责任分配》[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7]《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Z]， :// .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dgzz/201709/20170902653729.shtml(引用日期：2017年10月5日)。

[8]陶斌智：《中国海外劳工权利法律保护研究》[M]，华中师范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范文。

[9]李文沛：《行政法学研究》[J],2017年第1期

[10]丁胜如：《论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职责》[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1]王辉：《我国海外劳工权益立法保护与国际协调机制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