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该重新调整_开题报告

青少年犯罪年龄走低的现状与研究

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 70%以上，这其中，十五六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未成年人犯罪初始年龄与上世纪 70 年代相比提前了 2 至 3 岁。青少年犯罪逐渐呈现低龄化特点。这不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还直接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如今，这不能不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关注。控制犯罪年龄低龄化的发展已成为当今社会不容忽视的问题。通过一系列的查找文献，大致观点有：

钟艳芬在《谈社会低龄化犯罪》译一文中提到：完善立法是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根本途径。国外有《少年法》、《少年法庭法》，许多国家都是采取法律的手段规范未成年人的行为，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而且在这方面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比如，有的国家禁止 18 周岁以下青少年在公共场所持有香烟，无论是否点燃；禁止 18 岁以下青少年买烟，哪怕是为别人买，违者将被处罚。还有的国家规定晚上 10 点以后，如果再向青少年销售白酒即视为违法。我国虽然在 1992 年就实施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又在 1999 年实施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填补了我国少年司法的空白，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是现有法律、法规由于线条过粗，规定过于笼统，操作起来难度较大。比如，我国《刑法》规定，因不满 16 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人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所谓必要的时候，有关解释为例如家中无人管教，或者虽有人管教但确实管教不了，或者群众反映强烈，坚决要求政府收容教养。这种规定显然不利于实际操作。应加强有关青少年保护的立法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防止青少年沾染不良习惯，禁止侵蚀青少年思想品德信息的传播；打击教唆、引诱、胁迫青少年犯罪的犯罪活动，这也是保护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环节。

范大裕在《论当前青少年犯罪的特征及控制对策》文中提到：当前，青少年犯罪趋于成人化和智能化。例如跨地区的流窜作案，伪造证件、印章，冒领支票，诈骗钱财等智能犯罪，拦路抢劫持刀强奸和行凶杀人等暴力犯 罪，使用电击、爆炸等技术作案手段进行犯罪。这与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社会的不良影响有很大关系。近几年很多青少年由于看不健康的影视文艺作品，不仅思想受到腐蚀，而且学会了进行盗窃、抢劫、凶杀、恐怖等犯罪活动的技巧。一般来讲，青少年犯罪具有少预谋、多偶发性的特征。但是，从当前的性况看，已向有目标、有预谋，有分工等具有慎密计划的犯罪方向发展。说明了青少年犯 罪具有成人化和智能化的特征。

李银翠的《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及对策研究》认为一部公正的法律需要兼顾各方权利与义务， 过分强调保护一方不免会有偏袒之嫌，难以服众的同时， 更加会损害法律的权威与公信。试想， 由于未成年人未满 14 岁，在制造了恶性暴力事件之后， 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仅仅是被教育一下后被收容，甚至释放。在这样低违法成本的情况下，被害人的权益谁来维护， 法律所主张的公平正义何以伸张。因此，从这一点来说，人们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是有必要的。

林毓敏在《中国当代青少年犯罪状况调查》中提到，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施刑偏向轻刑化。统计显示，虽然青少年犯的犯罪类型多集中于暴力犯罪，法院对青少年犯的科刑却偏于轻缓，未成年犯与成年犯的刑罚处遇具有明显差异。在刑种的选择上，二者呈现的差异并不明显，但法院对未成年犯具体刑期的科处明显轻于成年犯，接近50％的未成年犯刑期为5年以下，成年犯被判处5年以下的仅有30％左右；1.5％的未成年犯被判处无期徒刑乃至死缓，成年犯中的相应比例则高达10.1％。

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在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在研究青少年犯罪的治理问题上有些理想化，一些措施无法真正得到有效实施。比如有学者认为要通过改善家庭环境使得这一问题得到缓解，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家庭也有隐私，政府和公众对其干预相对来说较小，所以要想改变家庭环境还是有些困难的。研究成果实践性不大，或者说具有超前性。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十分完备的相关立法体系，真正意义上属于青少年保护方面的法律只有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一些研究成果在治理方面也无多大成效。 

今后，我们在青少年犯罪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是应该现实化，并且有所突破，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透彻、创新化研究。

二、范文提纲

引言：谈及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的情况

（一）《未成年保护法》的来源、内容，制定时的时间、社会背景。

（二）未成年犯罪时在《刑法》、《民法》等法律条款中的应用及细则和解释。

（三）近年来国际、国内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高发并且逐年增高且发案场所涉及到校园、家庭。

（四）导致未成年人心理成熟的外在因素：国际社会环境、生活环境变化，使的他们提前或过早的接触制订法律时所未曾想过的效应。

（五）导致未成年人心理和生理变化的内在因素：第二性征的提前发育。

（六）政府在处理未成年犯罪后的举措与心理治疗未能与社会发展相同步。

（七）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思想家荀子就提出了“人性本恶论”，进来论证我们的恶是随着出生就带来的，不存在是否要用年龄去划分时间段。

（八）其他国家对这个年龄段犯罪的人群，从立法到执法，都是层层监督，是什么罪就按什么法执行，不降格处罚也不拔高处罚。这和中国的“教育为主，处罚为辅”刑罚原则截然不同。

（九）我国《民法》在调整对原先制定的未成年保护法的相关细则。

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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