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矫正刑罚制度研究_开题报告

（一）理论研究现状

随着国家法治化进程加快和司法体制改革深入，社区矫正立法工作正在逐步推进，2016年底国务院法制办向社会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成立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亦表明坚定不移走依法治国路线的决心。社区矫正立法工作已然成为当前司法系统的热点和难点，综合近期国内外相关文献来看，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1、研究社区矫正发展趋势

聂英斌、杨亚飞在《社区矫正机构建设探析》中阐述我国从2003年部分地区试行到全面实施社区矫正工作的十五年历史和成效，用问题引发对策的讨论，认为完善社区矫正机构、优化机构人员配备、健全检查监督机制和强化信息化建设是我国社区矫正向正规化迈进的良策。

夏文忠在《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的路径选择——以美国为借鉴》中认为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事执法模式起源于西方国家，具有惩戒性和恢复性双重价值，而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受传统刑罚思想的制约导致各方面均比较落后。美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在立法上具有独创性，管理机构独立且衔接得当，矫正项目具有针对性和准确性，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故我国可以在借鉴美国现行制度时融合实际国情，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推动非监禁刑与现代刑罚理念相适应。

郭玮、胡树琪在《社区矫正监禁型中间制裁措施刍议》中介绍了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中间制裁措施，包括休克监禁、家庭监禁和矫正训练营等，提出监禁型中间制裁可弥补我国社区矫正惩罚性不足的短板，应立足国情，在适用对象、适用方法、适用时长、矫正内容等方面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中间制裁措施。

融昊在《特殊预防视域下对于社区矫正制度的宏观审视》中直指特殊预防是刑罚的重要目的之一，社区矫正旨在依法对社区中的犯罪人进行监管、改造和帮扶，故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应始终贯彻特殊预防的理念，防止已决犯再次犯罪。

2、探讨国内地区间差异

董邦俊、代少青在《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社区矫正问题研究》中结合自2003年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全国各地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通过对比第一批试点典范上海模式和北京模式，总结出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意见。

刘彩虹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研究》中以天津市为例，分析社区矫正工作在制度建构、机构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和法律监督工作的建设性意见。

3、加强规范化建设意见

邵一琼在《社会治理视角下宁波市社区矫正工作现状及对策研究》中介绍了宁波地区社区矫正工作的先进理念和成功做法，通过四级社区矫正机构建设和“三位一体”的社区矫正制度建设，解决了工作人员不足、社会认可度低等系列难题，分享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的优秀经验。

母杰华、张学明在《织密筑牢“五网” 强化社区矫正衔接监管》中通过介绍北京市昌平区司法局十四年来总结的成功经验：强化机构建设，织密“组织网”；严格调查核实，收紧“入口网”；注重教育引导，张开“教育网”；强化监督管控，严密“执法网”；推行精准帮扶，夯实“解困网”，有效预防和减少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和重新犯罪，取得了良好成效。作为首批试点城市，北京始终坚持走在规范化建设的前列，积极探索符合当地实情的社区矫正管理模式。

4、社区矫正立法工作探究

但未丽在《社区矫正立法若干问题研究——以<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为分析对象》中指出社区矫正立法应着重解决：社区矫正的性质与适用对象，机构与队伍建设，执行人员的身份与权限，流动人口执行地，判决（决定）前的社会调查，收监与追逃的职责和程序，考核标准与“重犯”认定等征求意见稿中未涉及或虽涉及但需修正的立法内容。

李晓英在《新时代背景下社区矫正立法的思考》中从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新要求提出社区矫正立法的新任务，从社区矫正制度的实践与发展理顺社区矫正立法的现实依据。尤其是对全面依法治国的解读和对《刑法修正案（八）》的剖析，点明当前社区矫正工作存在不统一的局面，并指出为了国家法治的统一，加强对社区矫正立法问题的研究尤为重要。

司绍寒在《社区矫正强制措施立法探析》中主要针对当前在社区矫正实践中出现社区服刑人员不服从管理，脱管、漏管，违反禁止令或监督管理规定，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在实施违法犯罪后被收监时脱逃甚至反抗的情况，指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缺少相应的强制权利，导致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受到损害，在社区矫正立法中应当予以重视的一种情形。同时，给出了抽调监狱、戒毒警察和建立社区矫正警察队伍两种解决方案，还对具体强制性措施的法律依据、执行现状、存在问题、体系建立进行深入地分析研究。

高彩燕在《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原则的显著化》中从“天津市社区矫正实证调研”项目出发，通过比对我国现行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和各省《实施细则》与国际上已经显著化的社区矫正法律原则，从法理上强调今后立法中的显著化应突出：法治原则；帮助改造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社会化原则；矫正个别化原则。

综上所述，文献中主要阐述了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各方对社区矫正不认同，社会化力量参与不够；法制化程度不高，各地区在管理上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立法；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分离，职责主体不明，缺乏严密、完善的衔接机制；工作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不够等问题，导致调查难、监管难、执行难。

（二）研究成果及司法实践

在美国，社区矫正采取两级垂直的领导模式，联邦法务部下设的监狱局，管理社区矫正工作，将社区矫正作为监狱监禁的一种延生，并从上世纪70年代起引入“中间制裁”措施，加强惩罚力度；在英国，社区矫正由非政府组织负责，司法部门通过刑事法律的修改，不断增加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经济制裁、权利和资格的限制；在法国，司法部专设考察监督委员会执行社区矫正工作，确保工作落实到位；在加拿大，由专门的社区矫正局负责社区矫正工作；在日本，法务省专设保护局，负责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香港的社区矫正工作由社会福利署负责，澳门的社区矫正工作归法务局下设的社会重返厅负责，内地的社区矫正工作由司法行政系统负责落实。

目前，浙江省在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主要遵循以下八份文件的规定：1、2012年3月1日起施行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门印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司发通〔2012〕12号）；2、2012年9月13日起施行的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司法厅印发的《浙江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浙司〔2012〕131号）；3、2013年12月1日起施行的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司法厅印发的《浙江省社区矫正人员考核奖惩办法（试行）》（浙司〔2013〕135号）；4、2015年6月18日起施行的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司法厅印发的《浙江省关于社区服刑人员收监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浙司〔2015〕62号）；5、2016年8月30日起施行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衔接配合管理的意见》（司发通〔2016〕88号）；6、2017年1月19日起施行的由浙江省司法厅印发的《浙江省关于社区矫正教育管理工作规定》（浙司〔2017〕9号）；7、2017年7月13日起施行的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司法厅印发的《浙江省社区服刑人员电子监管规定（试行）》（浙司〔2017〕87号）；8、2017年11月17日起施行的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司法厅印发的《浙江省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办法（试行）》（浙司〔2017〕174号）。其中，上述文件中1、2、3、6、8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运用较多，主要是从审前调查、日常监管、考核奖惩等方面对《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这一大框架进行规范和细化，在浙江省内达到统一规范执法的目的。

    文献综述写得不错，将理论与司法实践的问题整理地很有条例，按照文献和代表学者的观点为主线进行整理。值得表扬，继续努力。

二、范文提纲

题目：我国社区矫正刑罚制度研究

引言：社区矫正的国内外发展历程及公众认知

一、社区矫正概述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和属性

（二）关于社区矫正的规范性文件

（三）社区矫正制度的重要性

二、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程序

（一）审前调查

（二）接收入矫

（三）日常监管

1、信息化核查

2、两个“八小时”

3、请销假管控

4、风险评估与防范

5、考核奖惩

6、其他情况处置

（四）期满解矫

三、社区矫正制度的现有问题

（一）社区矫正制度的理论困境

（二）社区矫正的实践困境

（三）社区矫正的制度缺陷

四、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提高社会认知度参与度

（二）加强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三）推进制度规范化法治化

五、结语

三、参考文献

[1]武玉红,刘强.社区矫正典型案例与矫正指要[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3-68

[2]母杰华,张学明.织密筑牢“五网” 强化社区矫正衔接监管[J].司法所工作，2017(7):30-33

[3]李晓英.新时代背景下社区矫正立法的思考[J].中国司法，2018(4):60-64

[4]司绍寒.社区矫正强制措施立法探析[J].中国司法，2018(2):64-68

[5]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社区矫正研究范文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6]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全国社区矫正教育管理工作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7]王珏.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规范化建设[M].沈阳:白山出版社，2008

[8]聂英斌,杨亚飞.社区矫正机构建设探析[J].净月学刊，2018(6):119-122

[9]郭玮,胡树琪.社区矫正监禁型中间制裁措施刍议[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8(1):89-95

[10]但未丽.社区矫正立法若干问题研究——以《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为分析对象[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58-64

[11]融昊.特殊预防视域下对于社区矫正制度的宏观审视[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3):43-46

[12]夏文忠.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的路径选择——以美国为借鉴[J].延边党校学报，2018(2):74-76

[13]高彩燕.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原则的显著化[J].长安学刊，2018(4):148-152

[14]刘彩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研究[J].中国检察官，2015(4)，59-62

[15]董邦俊,代少青.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社区矫正问题研究[J].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8(2):43-52

[16]邵一琼.社会治理视角下宁波市社区矫正工作现状及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2018(1):85-89

[17]Andews, D.A., &Bonta, J. Th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conduct (5th ed.) [M]. Cincinnati,OH:Anderson,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