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研究-开题报告

（一）国内研究

对于个人信息的界定，学者们也是意见不一。王利明先生强调个人信息是具有个体性、可识别性以及表现为符号的系统。齐爱民先生认为个人信息应当具有可固定性、可识别性、可处理性。周汉华先生主张广泛的认定个人信息，即个人信息不仅包括个人姓名、住址、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还应当包括医疗记录、人事记录、照片等单独或与其他信息对照可以识别特定的个人的信息。刘德良先生认为要将个人信息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信息进行区分，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强调个人信息的私有性。张新宝先生强调个人信息的广泛性、可识别性和个体性，与周汉华先生主张类似。

王春晖在《GDPR个人数据权与<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权之比较》中强调要区分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两个概念。个人数据必须附着在电子介质中，不能单独存在，是一种客观的原始的记录，如国际篮球比赛中每场比赛中电子显示屏上的进球所得分数；个人信息是经过加工后形成具有使用价值的可以独立存在的信息，强调其价值性、加工性和独立性，如国际篮球比赛中所有场次比赛结束后的总体排名次序和选手表现分析图。所以王春晖认为二者的关系是：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但是更多的学者赞同在电子信息环境下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的内涵范畴基本相同的观点。

我国对个人信息的界定最早见于 2017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个人信息司法解释》）的第一条。《个人信息司法解释》中规定：“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该规定强调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广泛性和个人性。法条中规定的“单独或者组合的具有可识别性信息”的判断标准过于抽象，因为“信息”并不是一个可以定量的概念，从哲学角度而言，联系具有普遍性，社会生活中不存在一个不具有可识别性的信息。如此抽象的“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要求审判人员在个人信息案件的司法审判中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判断技能和较强的论证说理能力，但是也容易导致“个人信息”的泛化，模糊个人信息的安全边界。

当前学者们多从刑事定罪量刑角度研究如何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惩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如学者赵秉志从刑事角度对个人信息的范围进行了论述。学者翁孙哲分析现实中存在的各种侵犯个人信息行为，并讨论这些行为能否构成刑法上的犯罪。当然也有学者从民事诉讼角度对个人信息保护进行研究，如杨博的《“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权的民事诉讼保护研究》。杨博在范文中提出，确立“个人信息权”纠纷审判专员制度，构建民事、刑事相衔接的个人信息买卖规制体系，通过裁判文书的充分说理消解“法院审法院”的公信力困境，和建构完善的“信息协助人”制度。

（二）国外研究

美国现行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主要集中在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上，如美国在 2012 年 2 月出台了《网络世界中消费者数据隐私：全球数字经济中的保护隐私及促进创新的框架》。通过扩大“隐私权”的内涵，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纳入隐私权中进行保护，同时以联合国确立的数据“公平信息实践法则”为基础，确定信息处理者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和侵权惩罚责任。

此外，美国认为传统的“知情——同意”框架已经严重流于形式，不能适应大数据时代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新要求。大数据时代给个人信息带来了深度挖掘和海量收集的新特点，而传统的“知情——同意”框架过于冗长和机械化，是一种静态层面的保护，无法解决持续对个人信息非法挖掘的处罚和救济问题。因此，提出用“场景和风险评估”机制代替“知情——同意”框架，即信息处理者在应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应当重点关注信息所在的场景和预估存在的风险，一旦发生超出预期的风险，应当明确告知消费者具体风险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德国自来就崇尚自由，认为决定自由是人格自由发展和人格尊严的前提。所以提出“信息自决权”这一概念，企图通过“信息自决权”来构建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框架。如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法（草案）说明》中对“信息自决权”的表述：“人们有权自由决定外在世界可多大程度上获知自己的思想及行动。”而大数据时代，正在消弱人们对自身个人信息的控制权，通过大数据技术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以德国学界认为明确公民的“信息自决权”很有必要，但是至于如何实现公民的“信息自决权”，有待于德国学界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综上所述，美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采取的是窄范围的保护，只对符合隐私权特性的个人信息进行保护，而对范围超出隐私权的个人信息，让渡给公共空间，由社会自由使用。欧盟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采取的是宽范围的保护，认为个人对自己的个人信息享有充分的权利，国家应当维护和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而对个人信息的法律救济方面的具体研究较少。

B、范文提纲

一、引言

二、个人信息侵权的典型表现

（一）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

（二）个人信息被过度分析和商业化利用

（三）个人信息的不当存储与泄露

三、个人信息权法律保护的困境

（一）法律依据的不足

（二）监管机制的不力

（三）行业自律机制的不善

四、个人信息权法律保护的完善

（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

（二）监管机制的加强

（三）救济机制的改善

五、结论

C、参考文献

[1]耿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J].法制博览,2021(05):140-141.

[2]时明涛.论大数据时代读者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0(06):55-61.

[3]熊晓能.大数据时代cookie技术中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以个人信息权为视角[J].经济研究导刊,2020(05):188-189+193.

[4]朱玉文.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机制[J].山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9,32(02):51-54+67.

[5]赵哲.大数据时代个人地理信息权的法律保护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03):92-98.

[6]刘诗瑶.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J].人民论坛,2019(06):108-109.

[7]王婷婷.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权保护研究[J].法制与经济,2018(08):146-147.

[8]王文晶,朱玲悦.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07):181-182.

[9]陈奇伟,刘倩阳.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权及其法律保护[J].江西社会科学,2017,37(09):187-194.

[10]谢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权法律保护的路径[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16(04):129-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