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宪性审查与宪法法院_开题报告

A. 文献综述

一、中国合宪性审查困境

我国属于后法治发展国家,我们的法治理念及相关制度很多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借鉴或直接移植而来的。 从本质上而言,宪法都是政治性的,但不同阶段的宪法指向不同。 1954 年宪法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其着眼于国家,目的在于为新政权的存在与发展提供正当性基础。 第一,从立宪动议来看,斯大林的制宪建议促成了 1954 年宪法的制定。斯大林对新中国制定宪法问题的关注是比较早的,曾三次对中国制宪问题发表了意见。〔1〕没有证据表明斯大林“强迫”执政党接受其制宪建议,相反,执政党认识到通过宪法表明国家独立的事实是必要的,这对于确认政权合法性是极为重要的,最终作出制宪的政治决断。 第二,从宪法结构来看,1954 年宪法将“国家机构”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之前,这种结构性安排凸显了宪法功能的侧重点,即 1954 年宪法的“国家秩序优先理念”。 第三,从宪法内容来看,1954 年宪法的主要关注点是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国家权力体系的建设问题,不对政治权力或政府权力的运行加以明确的宪法界定与限制,也没有规定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的责任,缺乏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理念。 第四,从公民素质来看,普遍缺乏宪治意识,公民的政治理念仍然处于前近代时期,将国家政治秩序和社会正义的希望寄托在政治领袖的身上,没有通过约束公权力来保证自己基本权利的宪法理念。〔2〕综上所述,受过渡时期历史发展环境的影响,1954 年宪法具有较强的宪法工具主义色彩。 尽管其制定过程追求民主,但未能充分体现宪治价值,未能确立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宪法理念。〔3〕1954 年宪法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化和纲领化,对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 地位以及宪法的法的特征都缺乏必要的说明,这就存在一个潜在的危机,一旦政治形势和任务发生变化,必然影响宪法的稳定性,损害宪法的权威和价值,成为新的政治意图的赘物,历史的悲剧发展就难以避免了。〔4〕“施行三载,不宣而废”的历史印证了这一点。 亲自主持、参与制定 1954 年宪法的毛泽东曾言:“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5〕 在这样的宪法理念下,“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等严重违宪行为陆续发生了。 在当时条件下,制宪者和公民对宪法实施的重要性和价值尚未形成必要的认识,遑论合宪性审查的问题了。

1982年宪法(以下简称“八二宪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确立了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宪法”理念,是新宪法与旧宪法的分水岭。 八二宪法明确了监督宪法实施(一般被概括为“宪法监督”)原则,这一原则本身就蕴含了“合宪性审查”理念。该宪法表现出经济宪法的突出特点,以致于现代意义上的“合宪性审查”理念没有进一步落实到具体实践,在功能定位和制度选择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随着2018年宪法修正案的出台，将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专门负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对合宪性审查的审查主体的争论似乎已经尘埃落定。

秦前红、底高扬在《合宪性审查在中国的四十年》〔6〕中指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为合宪性审查工作的专门机构,其承担了统一审议法律草案、为法律法规出台之前进行咨询论证、协助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宪法解释、接收公民的审查建议、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提供合法合宪性论证、配合宪法宣传等极为繁重的工作,在此前提下,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真实效能将面临严重质疑。 另一方面,随着立法技术的不断发达,立法中的违宪问题越来越难从表面上被发现,加上国家机关违宪行为越来越隐蔽化、“联盟化”、信息化等,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恐将难以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宪法司法化，仍将是推进合宪性审查制度运行的不错选择。

二、宪法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一是设立独立于全国人大的宪法法院〔7〕（季卫东，2002；乔小明，2010；等）；二是由普通法院负责合宪性审查工作〔8〕（潘佳铭， 2004），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宪法诉讼〔9〕（蔡定剑， 2005）；三是由普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作出合宪性解释〔10〕（上官丕亮，2008；王广辉，2014；杜强强， 2016；朱福惠，2017；等）。 

B. 范文提纲格式

引言：谈中国宪法监督制度

一、合宪性审查的主体与对象

（一）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党内法规

二、个案对中国合宪性审查机制的探索

（一）齐玉苓案、孙志刚案、洛阳种子案

（二）中国合宪性审查机制的限性

三、宪法的权威与宪法的实施

（一）合宪性审查的司法化

（二）宪法法院

C. 参考文献

〔1〕韩大元:《1954 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47、46 - 52 页。

〔2〕参见朱福惠:《1954 年宪法的观念体系》,《当代法学》2004 年第 6 期。

〔3〕参见季卫东:《宪法的理念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6 年,第 2 页。

〔4〕参见张晋藩:《中国宪法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 338 页

〔5〕参见秦前红、底高扬：《合宪性审查在中国的四十年》《学术界》(月刊)总第 251 期,2019. 

〔6〕季卫东：《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乔小明：《欧美违宪审查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7〕潘佳铭：《宪法司法化中的违宪审查制度及其模式选择》，《文史哲》，2004年第3期。

〔8〕蔡定剑：《中国宪法司法化路径探索》，《法学研究》，2005年第5期。 

〔9〕参见上官丕亮：《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王广辉：《论法院合宪性解释的可能与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10〕杜强强：《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法院的实践》，《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朱福惠： 《法律合宪性解释的中国语境与制度逻辑———兼论我国法院适用宪法的形式》，《现代法学》，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