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探析——以环境公益诉讼举证责任为研究对象_开题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以后，有关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探讨就成了学界和实务部门的一个热点问题。然而，尽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确立了一定的雏形，但是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在法治实践中仍然暴露出种种缺陷。本文拟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的合理设计提出诸种完善路径，以期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的顺利推进提供些许帮助。

梁玥（2010）研究了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法律关系的基本问题，首先界定了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法律关系，其次对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法律关系的构成作了概括，最后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法律关系作了类型化处理。

董妍（2010）指出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产生属于诉讼实践推动型，较早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产生于2002年，而直至2008年由国务院制定的《条例》才开始实施。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在受案范围、当事人资格、举证责任、判决运用等方面也存在着诸多区别于传统行政诉讼的规则。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规则的不成熟，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中存在价值取向偏于保守、原告资格偏于狭窄、法官权力过小等问题。对于尚在起步阶段的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来说，吸收和借鉴美国较为成熟的制度，同时避免其存在的问题是发展和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有利途径。

孙焕焕（2010）提出解决政府信息公开原告资格存在问题的对策。首先说明确立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原告资格的基本原则，其次提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原告资格的限定条件，最后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标准的基础上，针对各类具体案件提出具体标准。

2008年5月1日，国务院虽然颁布实施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使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有了新的起点，但是至今没有一部国家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同时还缺乏许多相关的法律制度的保障。一方面，宪法中对公民 “知情权” 的基本权利没有明确的规定。政府信息公开被许多人认为是政府的一种办事制度，被看作是政府的一种职权，没有成为宪法和法律保护的普遍措施。另一方面，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不完善或滞后。2010年4月29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其内容上对于秘密的范围仍然存在着宽泛和模糊。加上又没有配套的地方性法规，使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带来了许多问题。

最近几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律对环境状况、重大疫情、统计资料、产品质量及政府定价等涉及公众或消费者普遍利益的事项的公开作了规定，一些政府部门有意识地扩大提高信息公开的程度，受到了社会各界和老百姓的好评。但在实际执行中也存在是否公开政府信息主要还是依赖于行政机关的态度，比如新闻媒体采访政府有关重大活动要经过行政机关批准。尤其是对负面影响的信息公开非常谨慎，这样就无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的实现。公众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与公众信息需求得到满足的比例存在双低现象。一方面，大量的事实与数据都说明，政府机关主动公开信息内容与公众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在信息公开方面的市民意识相当低。如成都市政府网站上公布的37个市级机关的年度报告分析，成都市公众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全年为897条，其中收到公开申请最多的是市国土资源局45条和市规划局26条，包括卫生局、环保局等18个部门机构没有收到一条申请。这个数据反映出公众参与程度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根据各工作年度报告对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公众信息需求得到满足的比例仍较低。如《2008年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显示，2008年上海市依申请公开中，各政府机关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9388条，获得答复的共9027条，其中同意公开的为5320条，占总数的58.9%，同意部分公开的为287条，占总数的3.2%，不予公开的502条，占总数的5.6%。不予公开的502条中，有304条是出于国家秘密考虑的，有61条出于过程中信息影响安全稳定考虑的。对于上海来说，只有58.9%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获准，这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在办事制度公开的基础上，必须改变观念，废止各种不适应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要求的陈旧规定，明确政府机关在信息公开化中的职责，不断提高政府部门公开信息的程度。

二、范文提纲

一、引言

二、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

（一）归责原则.

（二）举证责任的分配

三、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举证的制度困境

（一）环境公益诉讼举证责任法规分散零碎.

（二）环境公益诉讼举证规则单一.

（三）民间组织普遍面临举证困难.

四、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举证制度的建议

（一）明确环境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二）加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举证立法.

（三）完善支持环境公益诉讼举证的制度  

结论

三、参考文献

[1]丁杨秋.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滥用诉权的认定探析[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33(03):107-114.

[2]黄学贤,杨红.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学术梳理[J].江苏社会科学,2018(03):183-194.

[3]郑涛.信息公开缠讼现象的政法逻辑[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23(05):24-39.

[4]禹竹蕊.建立我国的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以反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为视角[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9(03):107-111.

[5]杨伟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资格及其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发展——以中华环保联合会诉修文县环保局案为分析基点[J].行政法学研究,2017(01):60-74.

[6]杨建生.论美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J].河北法学,2015,33(05):133-143.

[7]安晨曦.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禁止判决——兼析《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3,28(02):45-51.

[8]赵素艳.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的困境与完善[J].社会科学辑刊,2011(05):79-82.

[9]许莲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秘密审查制度:美国的实践[J].环球法律评论,2011,33(03):92-98.

[10]于立深.依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运行的实证分析——以诉讼裁判文书为对象的研究[J].法商研究,2010,27(02):23-31.

[11]黄学贤,梁玥.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受案范围研究[J].法学评论,2010,28(02):71-76.

[12]王振清.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原告资格问题研究[J].行政法学研究,2009(04):13-20+67.

[1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案件疑难问题研究——以浙江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为实证样本[J].行政法学研究,2009(04):2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