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发展中行政相对人地位的变迁_开题报告

（一）国外近代行政法中行政相对人

在国外近代行政法不断变革中，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警察国家时期的行政法，这一时期大致为17世纪至19世纪，各国普遍确立了立宪体制，对应于宪法学上的立宪主义的前阶段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打破了封建君主专制下君权神授的神话，君主通过立宪虽然保留了君主在国家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事实上却受到来自自然法思想、人权、人民主权思潮的影响，而逐渐受到约束。但是，君权的势力仍然很大，相对于臣民而言，诸侯的权利是没有法律限制的。从用”警察“一词来作为这一时期的标志就可以看出，封建制下秩序行政的残余仍未消除，君主仍然希望通过以警察法为代表的行政命令来使臣民服从于王国。[1]但是，迫于大革命中的协定，君主对臣民的权利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承认，如果臣民的权利受到了行政权的侵害，必须给与一定的救济，但是，显然强大的君主权力又不可能使臣民在诉讼中得到太多，由此，一种极具特色的国库理论应运而生：国家在法律意义上拥有两个不同的法律身份，一个是国库，把国家当作是一个营业实体或私法人，另一个是实际的国家，即作为公法人的国家。由于臣民在行政法上得不到保障，而国家又不可能接受民法的管辖，因此，“只有将这种并存于国家之中的、次重要的法人剥离出去，才能使的民法和民事审判变得是可以接受的。”[2]在英国，“国家的权力在行政水平上一般不受挑战，一个自治城市的自由人可能通过获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强制令大抵制非法的驱逐，调卷令可以在下水道管理局非法行使职权时纠正其非法行为，但这样都是基于宪法的理由，而不是行政的理由，很明显的是在国内战争的战场上解决了国王与平民的争议。”[3]在日本，国民充其量不过是行政权的客体，根本不可能将保护国民的人权和实现国民的人权作为国家的目的和行政活动的原理。第二个阶段自由法治国时期，欧美国家先后确立了宪政国家，首先带来的是分权思想。在德国，法律保留、依法行政原则的确立，使得只有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行政才能干涉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市民社会领域。在英国，原来受理公法性质诉讼的星座法庭，由于施用严刑保护国王利益，迫害反对意见，而被废除。于是，王座法庭趁虚而入，通过法庭实施行政控制的时代开始了。王座法庭发布强制令、调卷令、禁令，并且采用其它普通救济手段，任何一个希望对行政执法的合法性以及其他当局的合法性提出挑战的人都可以得到救济。[4]在美国，从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到1887年成立州际商业委员会这最初一百年间，美国行政法的中心是由法院按照英国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原则对行政活动进行司法审查。[5]在法国，起初行政诉讼也由普通法院管辖，当时的普通法院代表封建残余势力，对于行政上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改革多方阻挠，因此，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之间存在一种对立情绪，法国大革命后，遂禁止普通法院受理行政诉讼，而建立起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管辖，法国学者将之称为“行政直接行动权和政府司法权之间的斗争。”[6]在日本，战前仿照德国建立的行政法院制度被废止，转采英美法系的模式，确立了国家立法权由国会行使，从而否定了由行政权进行广泛立法的传统体制，司法权的作用，除对民事、刑事等案件的审判外，还包括对行政案件的审判。[7]行政权不仅受到了限制，而且国家奉行“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将行政权一度被压缩到仅剩下“邮局和警察”。立法者心目中的人是“极其利己的、狡猾之极的人”，是“利己的、理性的、运动着的人”，[8]他能够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国家理念已不承认可以藉着昔日警察的公权力，作为达到人民福祉的唯一手段。[9]显然，行政法中人的形象已经得到了转变，由以前臣服于君主的顺民，改变为“自由和平等的”“有产者的市民阶级”。 第三个阶段社会法治国时期的行政法，高度工业化与都市化及经历世界经济恐慌之后，自由竞争经济体制招致财富集中及经济分配不均等等种种弊端，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专制君主统治，原本期望摆脱束缚，没想到以生命所追求的自由主义及个人主义，却成为羁束个人之枷锁，于是公民转而期望政府万能，加以社会高度工业化、技术化之结果，个人谋生亦趋不易，其依赖国家提供生存给养亦趋迫切。[10]行政法之任务不再限于消极保障人民不受国家过度侵害之自由，而在于要求国家必须以公平、均富、和谐、克服窘境为新的行政理念，积极提供各阶层人民生活工作上之照顾，国家从此不再是夜警，而是各项给付之主体。[11]从州际商业委员会开始控制私人经济活动开始，六七十年代美国行政法发展的方向转向更加广泛社会领域、环境保护领域、消费者保护领域和职业安全领域。[12]从而，行政法上人的形象发生了从自由的“立法者”向法律的保护对象，从法律人格的平等向不平等的人，从抽象的法律人格向具体的人的转变，在其背后则是从理性的、强而智的人向弱且愚的人的转变。

（二）我国行政法发展与行政相对人现状的变化

中国行政法起步较晚，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从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到现在不过十多年的时间，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行政法究竟采用何种模式还处于不停的转换过程中，从很大程度上讲，今天中国行政法处于何种时期，是警察国家时期，还是自由法治国，亦或社会法治国，还很难讲，概括为一个混合的形象虽然中庸但是也许更公正一些。近年来我国在行政法执行中所存在的问题也凸显出来，特别是经历“唐慧案”、“孙志刚案”等。首先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缺乏救济。“没人救济就没有权利”，任何权利失去了保障，就不可能实现。其次是行政执法缺乏人本主义思想。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应当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否则就是于现在的法治精神相背离。最后是违反行政比例原则的事实还大量存在。行政主体在行使某项行政权力前，必须将其对行政相对人可能所造成的损害与达成行政目的所获得的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只有在后者大于前者的情况下才能采取，反之，不能采取。当然上述两个案件最终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也得到了民众的极大的关注。我国的行政法从最初的较为粗放型到更好的保护行政相对人的转变，体现了党中央依法治国的决心。

二、范文提纲

引言：谈及研究行政法中行政相对人地位的意义

一、国外行政法的发展和政行相对人的地位

（一）行政法发展的历史

（二）各国对行政相对人的研究方法

二、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和政行相对人的地位

（一）行政相对人的定义

（二）行政相对人地位的变迁

三、行政法实际操作中所存在问题

（一）列举存在问题的案例

（二）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

四、保护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思考

（一）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应当注意几个问题 

（二）行政相对人地位的展望

三、参考文献

[1]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2] 迈耶著《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3页 

[3]韦德著，楚建译《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4]韦德著，楚建译《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5]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6]奥里乌著，龚觅等译《行政法与公法精要》（上），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02页

[7]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8]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9]陈新民著《公法学札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10]王和雄著《论行政不作为之权利保护》，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9页

 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11] 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12]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