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继子女法定继承的立法完善开题报告

我国直至近几年才开始研究继子女继承问题。研究由宏观到微观，学者们首先从宏观层面看待继承法，发现问题、找出修订重点方向，其次才能由面及点，对特定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如王浩学者、胡明玉学者等均在文章中提及继子女的法定继承权问题，上述学者当时虽未专门讨论，但随着研究深入，郭逢兵学者等针对继子女继承权的研究开始出现，继子女法定继承权问题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可见继子女法定继承权是较为新颖且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就现有文献资料而言，国内学界对继子女的法定继承权存在争议，支持派学者认为赋予继子女法定继承权符合社会再婚率升高的客观趋势，有利于促进再婚家庭成员关系密切、养老育幼；反对派学者则认为立法将继子女推定为法定继承人属于对继父母意愿的过度解读，不符合继父母内心意思，易引发纠纷。

学者们对如何进行立法完善也大致存在两种方向：一种方向是保留继子女第一顺位法定继承权，建议细化拟制血亲关系判断标准。学者们在该建议中，对继父母意愿、继父母子女是否共同生活、抚养费数额、抚养年限等提出各自的看法，完善判断标准，使继父母子女拟制血亲制度更具科学性、系统性，由此继子女法定继承权也更具合理性、符合继父母内心意愿。支持这一修订方向的学者占绝大多数，各自具体建议不同，但整体上殊途同归。另一种方向是尝试调整继子女的法定继承权，学者现有建议主要分为三种：第一是姜玉珍学者在《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抚养关系的探讨》一文中的观点，认为应取消拟制血亲立法，继子女的法定继承权随之取消，改适用收养、遗赠扶养协议、遗嘱继承等制度构建、补充继子女继承制度，实务人员多赞同这一观点。第二种是刘晋慧学者在《继父母子女继承权制度完善思考》一文中提出的，其罗列再婚时间、继子女成年与否、抚养状况、赡养状况、再婚关系解除时间等因素，构建不同的再婚家庭情境，根据继父母子女之间形成扶养关系的不同状况，判断继子女是否具有法定继承权，这种继子女继承权判断标准更为具体，但列举方式难以适应司法实践的复杂多变。第三种观点是周立群学者在《继子女的继承权问题研究》一文中提出的，保留继子女第一顺位法定继承权，但在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中进行排序，分出先后，这具体是指生子女、养子女和继子女之间，根据其与继父母关系的密切程度排序，若继父母与生子女、养子女关系密切、与继子女关系不密切，即使继子女是第一顺位，也可能继承不到任何遗产；这种判断标准实践中难以操作，且将关系密切作为继子女丧失法定继承权的缘由，不符合一般法理。

二、国外研究现状

婚姻继承立法与民众的习俗、思想有关，诸多域外国家不承认继父母与继子女是父母子女关系，因此大部分国家立法中，继子女不享有法定继承权；在社会观念的限制下，学者也很少讨论赋予继子女法定继承权。一方面，大陆法系国家如俄罗斯，为保护未成年继子女健康成长，立法将继父母视为帮助继子女成长的第三人，规定继父母承担辅助抚养义务，继子女赡养符合条件的继父母，继子女可作为第七顺位法定继承人继承遗产；目前俄罗斯关于继子女法定继承权的立法较为稳定，学者基本未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另一方面，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总体来看并不赋予继子女法定继承权。但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澳大利亚社会离婚率、再婚率急剧升高，导致社会主要家庭结构发生变化，若完全不赋予继子女法定继承权，易导致特定情形下的不公正继承，因此极少数州创新地规定继子女在特殊情形下享有法定继承权，但这种创新是渐进的，较为保守的；导致美国和澳大利亚部分州虽然在立法上有所进步，但司法实践状况不尽如人意，法条的不明确、法官的主观观念限制与客观裁量难、当事人难以满足法定条件，都使现实中继子女法定继承权难以实现，因此美国、澳大利亚学者的研究主要在于如何合理解释法律、指导司法实践，使得继子女法定继承制度更符合社会需求。

三、范文提纲

引言

一、我国继子女法定继承权概述

（一）继子女继承权的特征

1.继承权的主体

2.继承权的标的

3. 继承权的根据

（二）继子女继承权的立法规定

二、我国继子女法定继承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未明确继子女与继父母形成扶养关系的标准

1. 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范围过窄

2. 未明确形成扶养关系的具体标准

（二）有违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三、完善我国继子女继承制度的建议

（一）明确继父母与继子女形成扶养关系的条件

1.扩大抚养型继子女的范围

2.明确形成扶养关系的具体标准

（二）确立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结论

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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