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执行和解的研究_开题报告

（一）国内研究现状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文化观念深刻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官民之间的行政纠纷急剧增长。而以行政强制为主的现行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却运转不灵。未能公正、及时地化解行政纠纷，更难以达到制度创设之初所期待的解纷效果。时代的变革需要思维的拓展和方法的创新，日益加剧的行政纠纷呼唤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作为一种自古就为人类所用的解纷方式，和解不仅长时期被运用于解决社会个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也在当下被频繁用于化解官民冲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于2012年1月1日正式实施了新《行政强制法》，《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二条，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可以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执行协议可以约定分阶段履行；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的，可以减免加处的罚款或者滞纳金。执行协议应当履行。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恢复强制执行。针对执行和解只有一条原则性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对于现实中执法混乱的现象无法有效解决，甚至相关监督救济机制的缺位，还为行政机关滥用职权、怠于执法埋下了隐患。首先，没有明确规定执行和解的适用范围。虽然规定：在不损靑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但过于抽象，表达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较强，因为对“公共利益”和“合法权益”的定义是因人而异的，并无统一定论，为行政机关滥用职权埋下了隐患。其次，没有明确规巧执行协议的表现形式。虽然大多数具体行政行为都是要式行为，即采用书面形式，但不排除行政机关可能基于效率的考虑而采用口头形式，那么口头这成的执行协议效力如何？再次，没有就行政机关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执行协议的情况，规定其应当承担的法体责任。该条只规定，若当事人未依照执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履行，则行政机关恢复强制执行，而对行政机关毁约的情况则只字未提，这不禁让人产生疑虑，行政机关是否就注定会严格履行执行协议？

（二）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代替性纠纷解决方法是一个由民事领域产生并逐渐为行政领域所适用的争议解决办法。1990 年美国《行政争议解决办法》使得 ADR 在美国行政法领域得到立法的肯定。美国行政法领域引入 ADR，最常用的技术就是和解，通过和解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和矛盾具有相当明显的优越性，是一种积极的技术创新。另外，在美国，行政机构在处理需要强制执行的案件时，并不一开始就通过司法途径，行政机关与当事人协商解决履行义务的条件，尽量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行政机构与相对人未达成协议的前提下，才启动真正的执行程序，这是一种开放的行政模式，目的就在于促使当事人协商，协商成功能更好达到实现行政目的的结果。

《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 55 条规定：“经明智考虑事实内容或法律现状，可通过相互让步消除存在的不确定性时，可以签订公法合同。但以行政机关按自由裁量认为达成和解符合目的者为限。”在德国，和解制度广泛运用，有相当一部分案件都是通过和解结案的。和解不仅局限于行政诉讼，还可以运用于行政全过程。德国的行政和解强调行政主体和法院的主导作用，意在防止和解被滥用，防止将公共利益作为交易的筹码现象发生。

日本于２００４年制定了《促进裁判外纠纷解决程序利用法》，类似于美国的ＡＤＲ制度，该部法律对日本的ＡＤＲ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规定，被称为＂ＡＤＲ基本法。在行政强制之前一般都要实施多次行政指导，这就对发挥行政机关的主导作用和能动性。

台湾《执行法》第九条规定了相对人对执行决定、执行手法及执行程序或其他侵害行为，在执行程序终结时应当向执行机关声明异议。声明异议制度与其诉讼制度、国家赔偿制度为相对人提供了多重保护网，共同构筑成公民的权利救济体系。《执行法》17条还规定认为异议成立的应当做出撤销或更正的裁定，命令执行机关立即停止执行原执行行为；认为异议不成立的，予以驳回。声明异议制度发生于行政系统内部，程序简捷，对执行行为的审查过程较短，可实现在短时间纠正违法错误的行政行为，实现行政目标同时体现对效率的兼顾。

法国在 1973 年立法建立了调解专员制度。期望通过提供一种“简单、自由与可接近”的救济方式限制行政越权，同时可以超越司法控制的有限性而进入到适当(或者政策)的敏感领域，允许大众对错误的决定或者规则进行指控，如此来赋予“较少的压迫性、更多的可接近性，总的来说，更加人性化”。可以看出法国的行政调解专员制度旨在软化行政权的强硬性，化简行政诉讼程序。

二、范文提纲

引言：浅谈我国行政强制和解发展现状

一、行政强制和解基础理论

（一）行政强制、行政强制和解概念

（二）行政强制和解特征

二、行政强制和解原则、程序、效力

（一）行政强制和解原则

（二）行政强制和解程序

（三）行政强制和解效力

三、行政强制和解协议

（一）行政强制和解协议法律效力

（二）行政强制和解协议遵循原则

（三）行政强制和解协议订立程序

四、域外考查与借鉴

（一）美国ADR制度

（二）日本的行政指导制度

（三）德国的行政和解制度

（四）我国台湾地区的声明异议制度

（五）法国调解专员制度

五、完善我国行政强制和解制度思考

（一）行政强制和解存在问题

（二）行政强制和解完善

三、参考文献

[1]张雅琼.行政自行强制执行和解制度研究[J].公民与法(法学版),2013,06:45-47.

[2]刘丽琴.论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制度[D].山西大学,2015.

[3]李乐钦.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制度之探析[D].上海大学,2014.

[4]李轲.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制度[D].辽宁大学,2014.

[5]刘霖.行政强制执行和解机制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2.

[6]张春晓.论行政强制执行中的执行和解制度[D].天津师范大学,2012.

[7]陈宗会.论行政强制的和解制度[D].华中师范大学,2013.

[8]李丹.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制度的完善[D].广西师范大学,2015.

[9]李鹏倩.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研究[D].苏州大学,2013.

[10]蒲晓媛.论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制度的完善[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07:80-84.

[11]凌燕,徐卫中.浅析《行政强制法》中的执行和解[J].中国卫生监督杂志,2013,02:125-128.

[12]关保英.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研究[J].中州学刊,2013,08:4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