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困境及出路_开题报告

国内研究现状

2015 年新的《行政诉讼法》颁行，但对于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规范和修正并未如学者期待，加上 2012 年的《行政强制法》，规定模糊而缺乏操作性，很多司法实践问题依旧没有具体的法律指导，并不能满足行政相对人维护合法权益乃至司法公正的期待。因此非诉行政执行制度依然是我国法学界众多学者研究的任店问题。

对于非诉行政执行概念的界定，支乐华（2016）表示行政机关强制执行、诉讼行政强制执行以及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非诉行政执行”均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下位概念，三者共同构成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系，非诉行政执行是指，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履行又不起诉行政主体所作生效行政行为时，人民法院依据行政机关的申请，经过不同于传统行政诉讼的审查程序而裁定强制相对人履行该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的执行活动。方式荣、石佑启（2011）表示非诉行政执行是指所有未经过行政诉讼程序的行政强制执行，其中包括行政主体的自行执行、行政主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法院执行三种形式。其中后两种则是指狭义的非诉行政执行，其含义为行政主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和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法院执行。

对于非诉行政执行的性质，我国学者也有着不同的观点。林莉红（2015）在《行政诉讼法学》中表示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不是其他国家机关的行为，而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依行政机关的申请强制执行行政决定，是行政强制执行的继续，人民法院实施强制执行行为，是受行政机关的委托实施强制执行行为。这一观点表示，法院在执行行政行为时只需要进行形式审查即可，无需进行合法性审查。而向忠诚、邓辉辉（2016）在《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研究》一书中明确表示如果认为非诉行政执行是行政权力的延伸和继续，那么法院就成为了行政机关的执行机构，这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因为在国家的制度框架内，司法权与行政权是相互独立的，两者之间泾渭分明；创立非诉执行制度的目的体现了司法属性，法律通过剥夺行政机关对部分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权，阻止违法的行政行为进入到执行程序，从根本上达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国外研究现状

对于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实施，英国学者戴雪表示凡人民不能无故受罚或被法律处分，以致身体或财货受累，除非普通法院曾依普通法律手续，讯明此人实已破坏法律不可。其还表示英国在权力制衡和控权思想的影响下，英国行政与司法不分，司法高度的介入行政活动以达到控制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效果。

K﹒茨威格特、H﹒克茨二人在其著作《比较法总论》中曾表示德国实行的是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国家管理模式，在行政强制执行领域，行政强制执行权被认为是行政权的“自然延伸”，对于不履行行政决定的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可以直接对其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手段，而无须接受司法机关的约束和监督，这就逐步

奠定了德国以行政权为主导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基础。

日本学者盐野宏在其著作《行政法总论》中表示纵观日本的立法实践，这种法律规范是微乎其微，法律适用是少之又少，尤其是执行罚与直接强制已然名存实亡，强制征收即使适用，也会给予公民比较充分的程序保障和救济途径，比如行政诉讼或请求国家赔偿等，日本正在不断加强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改革力度。在日本，以行政厅为核心的行政机关被赋予了广泛的行政裁量权，法院执行只作为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补充，在不存在合适的行政强制执行手段时，法院可以适用民事执行的法律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当存在行政强制执行手段时，理论上存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可能，但实践中的情形很少。

由此可见，各个国家都对非诉行政执行制度进行了研究，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国情和所处法系不同，导致在立法控制上有所差异。

范文提纲

引言

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有关概述

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概念界定

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性质

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现状及困境分析

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现状

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困境分析

实施模式的不定

审查标准的模糊

审查方式的单一

执行和解的混轮

权利救济的缺乏

完善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对策

确定裁执分离模式

细化司法审查标准

完善听证审查制度

明晰执行和解方式

赋予相对人救济权

结束语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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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郭红蕾. 破解非诉行政执行困境[J].  商. 20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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