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作案案件中的现场物证在司法诉讼中法律效力浅析_开题报告

在司法诉讼中法律效力浅析

一、文献综述

从2010年“两高三部”颁布的《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及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特别是2013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大决策，现场物证在司法诉讼中地位也随之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同时对现场物证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刑事案件特别是命案中的熟人作案的占有较大的比例。何为“熟人”？应该如何界定？笔者认为将“熟人”界定为“身边的人”或“熟识的人”较为恰当，就是说“在发案前，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存在一定的人际交往，作案人是被害人“身边的人”。”有数据显示，2002年1月至2011年12月，发生在武汉市某区的138起已破命案中，有79起的受害人和犯罪人熟识，占比57.2，受害人和犯罪人相对陌生的59起，占比32.8。熟人作案中激情犯罪占绝大多数，多数案犯出于冲动情感下实施的杀人行为时，就地取材，大多为锐器，致伤后出血量大，极容易造成死亡的后果，但锐器又是常用工具，日常使用者复杂，其案件中使用者鉴定结果的法律效力相对不足，通常要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进一步证明。

现场物证要发挥其法律效力，首先要就要合法，不但是采集要合法，保存要合法，鉴定同样要合法。否则对现场物证的法律效力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甚至被法庭认定为非法证据，导致其失去法律效力。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程序中，现场物证通常通过现场勘验检查的方式或程序进行提取，而现场勘验检查作为最为重要的侦查取证手段之一，其主要任务常被认为是发现、收集与犯罪有关的现场物证，如传统的手印、足迹、生物物证检材、工具痕迹和微量物证等，今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日益复杂的犯罪形势，以视频资料、基站信息、电子信息为代表的新型信息也逐渐成为现场物证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场物证作为重要的刑事证据，要成功服务于审查起诉和审判，就必须拥有证据资格，并具有相当的法律效力。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规定：“经勘察、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收集过程有疑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根据上述要求，必须对现场证据的收集过程的合法性进行证明，特别是对证据的来源情况进行说明。简单的说，就是证据的“溯源性”。

熟人作案案件中的现场物证的法律效力有别于陌生人作案案件的现场。在陌生人作案的现场中，现场勘验检查提取的物证和鉴定结果在一定程度对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证明案件事实存在有着至关重要的法律效力，但在熟人作案的现场中，由于作案人和受害人之间的熟悉关系，现场勘验检查提取的物证和鉴定结果却需要认真甄别其法律效力。

比如：2013年9月24日，浙江省某县一居民小区内发生一起命案，一名张姓女子在房门反锁的情况下被人杀死在其租住的出租房内，女子身上只穿有一件睡衣，全身有31处锐器伤。警方对案发现场进行勘察后，提取了58个现场物证，其中残缺血足迹1枚，残缺血手印1枚，手印7枚，7枚烟蒂，4个玻璃啤酒瓶，5个听装啤酒瓶，3个听装酒瓶拉环，塑料酒杯2个，各种血迹21处，疑是血迹5处，疑是凶器的剪刀2把，毛巾2块。后经过鉴定， 17个现场物证鉴定条件不足，有28个现场物证经鉴定为受害人张姓女子所留，13个现场物证经鉴定为一名徐姓男子所留。鉴定结论为受害人张姓女子的28个物证中，4枚手印、1个塑料酒杯、1个听装啤酒瓶、1块毛巾的法律效力体现在证明该处为受害人张姓女子的生活区域，21处血迹特别是其中2处滩状血迹的法律效力体现在该处为受害人张姓女子被杀的第一现场。鉴定结论为徐姓男子所留的现场物证中，包括血手印1枚，手印3枚，烟蒂7枚，塑料酒杯1个，听装啤酒瓶2个。由于徐姓男子和受害人张姓女子为男女朋友关系，在这13个现场物证中，手印、烟蒂、塑料酒杯和听装啤酒瓶的法律效力体现在证明徐姓男子到过现场，并在现场逗留过较长时间，对徐姓男子是否与张姓女子被杀的案件有关的法律效力较弱，血手印的法律效力体现在徐姓男子在张姓女子受伤后到达过现场，其证明徐姓男子是否是案犯的法律效力较强，结合房门反锁，小区监控视频等其他线索，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徐姓男子的杀人嫌疑。

二、范文提纲

引言：熟人作案案件的发展趋势，案件中现场物证的法律效力

一、我国法律对法庭证据的要求和趋势

（一）今年来法律修订的变化

（二）法庭证据的变化

二、现场物证的概念和定义

（一）现场物证的概念

（二）现场物证的来源和采集程序

三、现场物证中法律效力的相关说明

四、结合案例说明

（一）命案现场中现场物证的法律效力

（二）盗窃（或另外一起命案）现场中现场物证的法律效力

五、参考文献

三、参考文献

1、屈国强等：《138起他杀致死案的法医学分析》[J]，中国法医学，2014年第29卷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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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毅：《“大物证”概念的建构及司法意义》[J]，检查日报，2013年6月24日；

4、蒋健：《犯罪现场勘查》[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5、张根大：《论法律效力》[J]，法学研究杂志，1998年第2期；

6、叶飞宇、余仁厚：《抓住检材特征锁定命案嫌犯》[J]，森林公安，2010年第1期；

7、吴洪淇：《刑事证据制度变革的基本逻辑》[J]，中外法学，2018年第1期；

8、汪振林、吴思颖：《刑事证据证实方法体系研究》[J]，河北法学，2013年9月；

9、周洪波：《实质证据和辅助证据》[J]，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

10、周舟：《由一起入室盗窃案的侦破谈传统痕迹物证的重要性》[J]，法制博览，2016年09月；

11、吴茜：《“命案”客观性证据的审查思路》[J]，人民检察，2017年第2期；

12、李腾：《“激情杀人”刑事立法研究》[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年第29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