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网络侵权中的平台治理_开题报告

（一）国内研究现状

互联网治理体系中，互联网企业居于非常重要的协同者地位。互联网企业利用技术搭建的网络平台，在互联互通的网络空间，犹如标记了姓名的领地，使管理有主可循。法律正是在此基础上，对网络平台的权责进行了规制，基本确立了由网络平台承担主体责任、政府承担监管责任这样的制度。综合近期我国有关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宣博、易开刚在《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中提到，随着“互联网+”创业热潮的兴起，基于互联网的平台型企业包括信息平台、订餐平台、打车平台、购物平台、旅游平台等得到快速发展。平台经济尤其是互联网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趋势，激活了大众创新活力，为国民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然而，这些平台在盘活社会资源、创造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新型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比如滴滴出行的“问题司机”、饿了么的“无证餐厅”、快播的“涉黄案”、携程的“积分票”、百度的“售卖贴吧”，等等，这些现象背后都反映出在平台经济模式下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这一共性问题。作者认为，平台经济活动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责任行为，互联网平台的社会责任既与平台企业本身相关，也与平台上的众多参与企业有关，还与和平台进行协作配套的相关企业有关。因此，平台经济模式下的社会责任问题体现出多重主体性、强危害性和治理复杂性，对此必须加以重视和关注，才能保障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健康运营，规范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有序发展，构建和谐的互联网生态圈。

方兴东，严峰在《浅析超级网络平台的演进及其治理困境与相关政策建议——如何破解网络时代第一治理难题》中指出，中国的腾讯和阿里巴巴市值分别在2017 年5 月2 日和5 月9 日突破3000 亿美元，两者不但一举超越中移动、中石油、工商银行等国有巨头，而且已经引领亚洲。加上早已突破500 亿美元的百度、已经重新回归500 亿美元俱乐部的京东，还有刚刚获得软银巨资注入，市值突破500 亿美元的滴滴，中国也开始全面进入超级网络平台主导的新阶段。

作者认为，这些超级网络平台，不但在商业获利方面的垄断地位渐趋加强，更重要的是，它们已经成为网络时代全球大众的信息基础设施，主导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娱乐和商业。甚至，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原本应由国家承担的网络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正在参与传统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马云对于阿里巴巴的战略毫不讳言：“我们认为未来阿里巴巴提供的服务会是企业继水、电、土地以外的第四种不可缺失的商务基础设施资源。”由此，超级网络平台的治理问题，事实上已经开始超越政府主体的范围，走出狭义的网络治理范畴，开始延伸到社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层面，超级网络平台甚至成为全球治理的主导性力量。互联网浪潮席卷全球已经20 多年，可以说，看起来到今天才真正进入深水区。毫不夸张地说，随着全面进入网络时代，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将是超级网络平台的治理问题。

（二）国外研究现状

网络平台是否在对网络信息进行审查和控制呢？我们可以从法律和实践两个层面来看待这一问题。从立法层面来看，美国和欧盟的立法和司法判例均否认网络平台对于网络信息负有一般性的审查义务，或者积极的调查、核实义务。中国的《网络安全法》，以及在此之前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规定了网络平台“对用户发布信息的管理”义务，以及“发现”违法信息后的处置义务。对此可否解释为网络平台负有信息审查义务，存在不同的见解。

从实践来看，美国政府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约束而不得强制要求网络平台进行信息审查，但是，facebook、twitter、Google等几大网络平台一直都在以自律的方式在进行信息审查。英国《卫报》曾经对facebook的自律审查标准进行了曝光，从而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德国媒体在2016年披露了几大网络平台的信息审查统计情况，并对德国议会今年制定的《加强社交网络中的网络执行法》产生了影响。在中国，也有证据表明网络平台普遍存在着信息审查措施。

周学峰在《网络平台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地位和责任》中提到，无论是信息审查还是采取删除、屏蔽等处置措施，都需要消耗巨大的成本，这些成本应当如何进行分担，亦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英国的《数字经济法》曾对此有所涉及。

作者认为在网络空间中，平台享有很大的权力，但这蕴含着巨大的法律责任风险。如何将网络平台的权利与责任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不仅关乎平台自身的利益，亦事关公众利益。在这方面，欧美日韩等国的立法和互联网行业的实践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意义。例如，美国通过《通信正派法案》第230条款，豁免了网络平台因自愿实施信息筛查而可能招致的法律责任；加拿大的《版权法》则通过设立通知——反通知的规则，将网络平台置于超然的地位，用户与第三人的侵权争议可通过司法程序来裁决；而依照韩国法，关于提交用户身份的有争议事项，网络平台可以提交公共机构裁决；在日本，互联网企业为缓解自身的责任风险，对于没有把握的争议事项，提交给专业机构来裁决。在德国，新近通过的《加强社交网络执行法》则规定，网络平台对于没有把握的事项可以提交给具有独立性的自律组织来裁决。

据中国网信网报道，德国《社交媒体管理法》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针对网络上的“仇恨、煽动性言论、虚假新闻内容”，整合并修订了2015年以来德国司法部颁布的一系列相关法令，对脸书、推特等在德国境内提供内容服务的社交网络平台提出了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根据该法，在德国拥有200万以上用户的社交网络平台须自行承担责任，清理其平台上涉及诽谤、诋毁、新纳粹和暴力煽动内容，且社交网络平台必须在7天内删除用户举报的非法内容，明显的违法言论需在举报后24小时内删除或屏蔽，争议言论内容也必须在举报后7日内做出处理，否则将面临最高达5000万欧元的罚款。此外，社交媒体企业还须每半年发布报告，公示用户举报数量及其处理情况。

德国素有对网络监管“严苛”的名声，《刑法典》《民法典》《信息自由法》《公共秩序法》《信息自由和传播服务法》等法律法规都有治理网络谣言等违法言论的相关条款。针对2015年夏末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后网民在社交网络上公开发表仇外言论发酵蔓延的状况，德国陆续颁布打击网络仇外、虚假等非法信息的法律法规，2017年4月通过了《社交媒体管理法》，不断加大对网络违法言论的打击力度，从追究违法个人刑事责任到处罚平台监管不力，罚金也从过去的数百欧元，上涨到现在最高5000万欧元。

二、范文提纲

一、网络平台的规制体系

（一）网络侵权的基本内容

（二）网络治理的法规体系

（三）网络平台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地位和责任

二、网络侵权中平台治理的现状

（一）网络平台治理的概念

（二）网络平台类型及特点

（三）网络平台的法律责任

（四）当前网络平台治理的成效与不足

三、网络平台治理的具体举措

（一）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公布

（二）实践中平台治理的形式

（三）技术管理的升级保障

（四）司法系统的配套跟进

四、完善网络平台法律责任的思考

（一）平台的差异化治理

（二）多元化的治理方向

五、网络平台治理展望

（一）互联网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二）网游分级的探索

三、参考文献

[1]陈怡，袁雪石.网络侵权与新闻侵权[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2]汪涌，史学清. 网络侵权案例研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3]方兴东，严峰.浅析超级网络平台的演进及其治理困境与相关政策建议——如何破解网络时代第一治理难题[J]. 汕头大学学报，2017(07)

[4]沈霄，王国华，杨腾飞，钟声扬.公共管理视角下我国网红的现状、问题及其治理[J]. 电子政务，2016(12)

[5]孙道萃.网络直播刑事风险的制裁逻辑[J]. 暨南学报，2017(17)

[6]张新宝，任鸿雁.互联网上的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解读[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04)

[7]姜瀛. “以网管网”背景下网络平台的刑法境遇[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05)

[8]靳澜涛.微信平台网络舆情治理的挑战与应对[J].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6(03)

[9]王珂.网络侵权问题探析[J].长春大学学报.2010（20）

[10]宣博，易开刚.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Z].大河网.  s://theory.dahe.cn/2018/03-27/289552.html .2018年3月27日/2018年3月31日

[11]宋海燕. 中国版权新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2]于雪锋. 网络侵权法律应用指南[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3]吴春岐.互案例解说网络侵权责任认定与赔偿计算标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