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SPS协议对中国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开题报告

文献综述

国内研究现状

由于中国的畜产品出口市场有其自身的特色，国内有些学者从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入手，剖析SPS协议对于中国畜产品出口的影响，从中得出畜产品出口贸易应对SPS措施的策略。

董银果、侯军岐（2005）针对中国猪肉的出口，分析了SPS措施的影响。SPS壁垒对中国猪肉贸易的影响可以总结为贸易的禁止作用和因高昂的遵从成本而导致的贸易限制作用。为适应进口国实施的SPS规定，中国猪肉必须增加生产机管理成本，以提高产品质量。并提出中国猪肉出口遭遇SPS措施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壁垒的歧视性、资源与技术的差距、制度原因及信息障碍。[1]

沈忠泉、曹海涛（2002）基于中国食品贸易的现状，分析了SPS协议与中国食品贸易的影响，提出了SPS协议所发挥的贸易禁止效应、贸易限制效应给中国食品产品的出口带来巨大威胁。提出主要原因是食品安全标准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发达国家的歧视性等。[2]

吴清华、李桦（2003）在分析SPS协议含义的基础上，剖析了SPS协议对中国畜禽产品在市场准入和竞争力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使中国畜禽产品出口受阻，降低市场竞争力的主要原因。[3]

陈立虎（2004）针对SPS协议的风险评估原则和科学原则做出了详细分析，从法律角度之处在遵循这些原则时应注意的问题、考虑的因素以及SPS协议本身的缺陷。对中国如何应对SPS纠纷，提出法律建议。[4]

乐海洋（2002）通过对加拿大诉澳大利亚影响马哈鱼进口案，美国和加拿大诉欧盟影响肉类及肉产品（激素）案和美国诉日本关于农产品案三个SPS纠纷案的分析，得出三条启示：维持SPS措施应有充分的科学依据；采取历史措施应满足特定条件，成员方应承担相应的义务；针对可比情况，不能采取不同的保护水平。[5]

申进忠、孟冬(2004)从侧面分析根据SPS协议的规定采取有关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时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一国采取的SPS措施应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若成员国缺乏科学依据，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临时SPS措施；成员国必须及时公布其动植物卫生法规，并对其变更做出及时通知。[6]

陈长法、杜琦、王益愚和邓学农（2000）通过三个成功运用SPS协议的案例，提出出口国要充分利用SPS条款，尤其是“以科学为依据”和贸易竞争解决机构抵制贸易限制，以政治协商、官方沟通为渠道解决问题。[7]

漆彤（2003）从法律的角度研究SPS协议的核心条款，剖析了SPS的科学依据、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透明度条款的重点。得出科学依据是最重要的条款的结论，认为在SPS措施纠纷案件中，科学依据的审核最为严格；且风险评估的重点必须与SPS措施存在合理关系，SPS措施必须在“依据”这些风险评估的情况下而采取。[8]

霍逊和洛德（Spencer Henson &Rupert Loader，2001）通过分析了SPS协议存在的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若要从SPS协议中获益，必须注意以下三点：第一，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现在SPS协议的制定、实施权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发展中国家主要出于被动接受的地位；第二，要使法杖中国家有效参与，参与SPS协议的修正及各成员实施SPS协议情况的监督；第三，增强发展中国家对于SPS协议的执行度。[9]

艾伦（Swinbank Alan,1999）从分析了SPS协议的主要条款和原则出发，如基本权利和义务、透明性原则等，针对很多对质疑SPS协议的言论，提出SPS协议虽然有缺陷确是必不可少的。[10]

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在进出口贸易中处于强势群体，并且是SPS条款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在应对SPS措施方面通常是掌有主动权一方，他们国内对于SPS体系的建立较完善，因此在应对SPS措施方面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孙冠英（2005）针对日本SPS通报的特点及其侧重的领域进行研究，预测出日本SPS通报会越来越多，并会更加注重食品安全性管理、食品质量标签和农产品的可追溯性方面。日本是中国农产品的主要进口国，是SPS通报最多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要加强对日本SPS通报的关注和研究，同时加强中日民间组织的合作和沟通，发挥行业协会的力量。[11]

戚亚梅（2006）介绍了美国SPS管理体系，并对中国的SPS管理工作提出了建议。美国在SPS管理体系上尽管涉及部门众多，但层次分明，分工明确，管理细致有序，且注重个部门的技术和决策支持系统，这使得各部门在有效沟通的基础上，针对SPS事件能够快速做出反应。美国有关SPS的立法及质检系统较完备，这给中国SPS管理提供了参考。同年，戚亚梅对美国的SPS通报评议机制做出了分析，指出沟通协调及技术支持的重要性，同时建议中国应有一个专门的公开出版物，统一公布有关信息和进展情况。[12]

总体来说，国内外学者对于SPS协议的研究各有长短。国内学者对于SPS协议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浅层次、一般性分析上，尤其是针对中国畜产品出口的研究，但是其国内研究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研究体现了中国特色。国外学者对SPS协议的研究大多是立足于发达国家的角度，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国情结合不够紧密，远没有针对发达国家贸易的研究细致。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在SPS协议对中国猪肉产品出口影响方面的研究尚有很大空白，亟需对这一领域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笔者试图通过对SPS协议内容的研究，分析SPS协议对中国猪肉产品出口的影响，提出推进中国猪肉产品出口的对策和建议。

二、范文写作提纲

引言：论SPS协议的发展沿革和现状

一、SPS协定下SPS措施的界定

（一）SPS协议及其主要原则

     1.科学依据原则

     2.适度保护原则

     3.标准协调统一原则

     4.透明度原则

（二）作为SPS协议规制对象的SPS措施

二、SPS措施对中国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原因分析

（一）中国畜产品出口经营现状

（二）SPS措施对中国畜产品出口的影响

 1.SPS措施促进中国畜产品行业的完善

 2.SPS壁垒阻碍中国畜产品出口贸易

（三）出口频受SPS措施制约原因分析

 1.SPS协议条款不完善

 2.中国畜产品出口体系问题

三、中国畜产品出口贸易应对SPS措施的建议

（一）国外应对SPS措施的经验概述

（二）基于SPS协议，设计推进中国畜产品的出口对策

 1.充分应用SPS协议

 2.建立协调统一的SPS管理机制

 3.促进中国畜产品相关产业升级

四、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1]董银果, 侯军岐. SPS 措施对中国猪肉贸易的影响[J]. 农业技术经济, 2005(2):47-51.

[2]沈忠泉, 曹海涛. SPS协议对我国食品贸易的影响及对策[J]. 国际贸易, 2002(2):56-59.

[3]吴清华, 李桦. SPS对我国畜禽产品出口的负面影响及对策[N]. 西北农林大学学报, 2004(10)：62-64. 

[4]陈立虎. 以科学证据为基础——探析《SPS协定》的风险评估规则[J]. 国际贸易, 2005(5):45-48.

[5] 乐海洋. 三宗WTO/SPS贸易争端案例的启示[J]. 植物检疫, 2002(4):233-236.

[6] 申进忠, 孟冬. WTO/SPS协议经典案例评析[J]. 中国标准化, 2004(6):22-24.

[7] 陈长法、杜琦、王益愚, 邓学农. 从几宗案例看美国如何利用SPS协议[J]. 中国检验检疫, 2002(11):42-43.

[8]漆彤. 《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及相关争议解决案例评析[J]. 法学评论, 2003(1):22-24. 

[9]Spencer Henson and Rupert Loader. Barriers to Agricultural Expor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Role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Requirements. World Development 2001,Vol.29,No.1,pp.85-102. 

[10]  Swinbank,Alan. The Role of The WTO and The International Agencies in

[11]孙冠英. 日本TBT/SPS通报预警分析与对策建议[J]. 植物检疫, 2005(1):17-20.

[12]戚亚梅. 美国SPS管理体系概览及启示[J]. 农业质量标准, 2006(4):4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