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我国法理学的实践转向三十余年法理学学术考察_开题报告

（一）国内法理学现状

湘籍法学家李达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极为广阔,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法理学等,其中,李达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贡献,从而也是对中国近代法理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意识的觉醒,开辟了一条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法律观"研究我国法学的新路子。通过解读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达的多种社会学著述中有关法社会学的话语表达,指出其社会学研究方法对法律的社会学研究的可能贡献。再以李达的《法理学大纲》文本为中心,闯进其法理学思想体系的深处,从最具其思想特质的"科学的法律观"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知识论述"入手,走出李达与同时代中国法理学的"问题域"。李达最早在中国进行了系统构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的努力,著作完成《法理学大纲》一书。李达这一开创性的法理学体系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程密切关联。他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运用到对法学基本原理的分析上,从而运用马克思主义为研究方法,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和法学方法论。而李达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的研究则是这一法律观和法学方法论的理论基础。由此,若要明确李达法律观和法学方法论的深层意旨,就需要从源头入手,一并探究李达作为其法理学理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和理论背景,也要探究影响著作者本人学术风格、思维特点的各种制约因素。就其理论渊源而言,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影响是主要而又具体直接的。李达早期在翻译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受到了日本、欧美学者的较多影响；20世纪30年代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结合中国实际的系统化构建的过程中,又接受了社会主义先行国家苏联学者的较多影响；在建国之后,则更多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此外,基于文化融合的必然规律,李达在介绍、构建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也有对其加以中国化解读和转化的努力。由此,提取传统文化中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成分,以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本土观念和民情基础；同时,李达自身的生长环境也潜在地影响着其理论研究的风格和面貌。而李达主要是通过对实用主义和“伪”社会主义展开理论交锋,从而澄清相关的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区分、科学社会主义和“伪”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区分,进而表明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在务实求真学风的统贯下,李达立足于理论本原,澄清谬误,去伪存真。同时,这些主张也是李达后来在法理学中所具体基奠的理论基础。李达的法理学研究成果篇幅虽短,却系统精炼。他一方面坚持唯物辩证法尤其是唯物史观,视法律为一种社会现象,从而把法律置于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联中加以研究,注重阐明法律背后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也注重保存法律和法学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从而使法理学乃至法学不被政治哲学所完全湮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适度维护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和法律专业思维的要求,李达阐释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方式和方法于今天仍可以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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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法理学的现状

萨维尼(Savigny，Friedrich Karlvon；1779～1861)德国法学家。历史法学派主要代表，该派首创人G.胡果(1764～1844)的学生。1800年开始先后在马尔堡大学和巴伐利亚州兰茨胡特大学任教。1810年柏林大学创办后他到该校任教，达30年之久，在此期间曾一度兼任柏林大学校长和普鲁士王子的法学教师，并创办历史法学派刊物。1842～1848年任普鲁士政府的修订法律大臣。 

《论立法和法理学的现代使命》一书，是他在19世纪初就是否应制定全德统一法典的一场论战中写成的，该书系统地陈述了以他为代表的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基本观点。当时海德堡大学法学教授A.F.J.蒂鲍(1772 ～1840)从民族主义出发，强烈呼吁德国各邦利用当时战胜拿破仑的机会，从速制定一部全德国适用的，包括民法、刑法、诉讼法在内的法典。萨维尼对此强烈反对。他认为法律就像语言、风俗、政制一样，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识”，“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它“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时，这个民族的法也就趋于消逝。法学家固然有独特的知识，但这仅是法的技术成分，而法主要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民族意识，即共同体的一个部分，它是法的政治成分。法主要体现为习惯法，它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法是自发地、缓慢地和逐步成长的，而不是立法者有意识地、任意地制造的。所以，不仅立法是次要的，而且根据德国法学家还缺乏历史精神等条件来看，当时德国也没有能力制定出一部好法典。他的这些观点在19世纪初欧洲大陆的历史条件下，代表了一种历史复古主义的思潮。著有《中世纪罗马法史》和《现代罗马法制度》。萨维尼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他在分析与探寻各种法律关系的本座所在时，主要是从法律关系的“重心”以及与法律关系存在最密切、最重要的联系出发的。 

其次，他的学说对推动欧洲冲突法的法典化和冲突法的趋同化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再次，他使国际私法从荷兰学派开创的特殊主义－－国家主义的影响下解放出来，重新回到普遍主义——国际主义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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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范文提纲

一、法理学的发展历程

（一）初步发展时期

（二）加快发展时期

（三）全面发展时期

二、发生了什么？

（一）时间维度

1 从法理学研究的不同阶段进行的分期梳理

2 截取某一年份进行的片段式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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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范畴维度

1 对法理学各个基本范畴的总结

2 对法理学某一范畴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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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学科维度

1 对法理学本身进行的理论探讨

2 对法理学上位学科进行的宏观整理

3 对法理学下位学科进行的历史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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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维度

1 在建国60年历程中对后30年中国法理学研究的考察

2 在近代史视野里对后30年中国法理学研究的总结

3 以某种法学核心期刊作为考察对象的梳理

4 结合法治实践对后30年法理学的研究

5 针对30年法学或法理学重大论争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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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主导模式的转向缺席

（一）什么是实践

（二）实践与社会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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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主导模式转向的具体图景

（一）实践转向的主导模式

1 研究内容

2 研究主体

3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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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主导模式的转向分析

1 科学主义

2 国家治理

3 社会变迁

4 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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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法理学的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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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考文献 　

[1]

程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法学话语的多面性[J].法学杂志.2011年04期

[2]黄文艺.中国法理学30年发展与反思[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1）：8-11

[3]石茂生.张伟.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6）:76-78

[4]刘东升.近30年法理学研究进路：1978-2008[J].社会科学战线，2008，（8）:16-25

[5]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盟中国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9-16

[6]蒋立山.法理学研究什么-从当前中国实践看法理学的使命[J].2003，（4）:21

[7]徐显明.齐廷平.转型期中国法理学的多维而向—以2007年发表的部分成果为分析对象[J].中国法学，2008，（2）:113-128

[8]徐显明.齐廷平.法理学的中国性，问题性与实践性[J].中国法学，2007，（1）:111-120

[9]李龙.陈佑武.中国法理学30年创新的回顾[J].政治与法律，2008，（12）:95-104

[10]刘爱龙.法理学30年之法的价值问题研究评述[J].北方法学，2009，（1）:141-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