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中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与完善_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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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我国刑法中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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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义

选题背景

商业贿赂依赖于市场经济交易行为，且是长期存在的顽症，久治不绝。因此，引发了社会经济诸多领域和市场交易的问题，如市场结构失衡、市场机制失灵、官商勾结、行业垄断等一系列问题，给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严重危害。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竞争日渐激烈，而体制改革的滞后以及急功近利的物质观，造就了在许多行业，商业贿赂已经成为市场交易中的一种“潜规则”，如工程建设、医疗卫生等。商业贿赂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不法行为，在刑法定义中可能涉及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不同罪名。近几年，刑法理论从犯罪主体和客观方面对商业贿赂犯罪有关规定进行了完善。但是，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现行刑法中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仍然存在一些与当前商业贿赂犯罪的实际情况以及发展态势不相符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在刑法中的界定历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商业贿赂犯罪指一切因经营者为买卖商品而采用财物贿赂对方单位或个人,或者贿赂对方的主管部门或国家工作人员,而构成的行贿犯罪、受贿犯罪,以及居间性的介绍贿赂犯罪。此种意义上的“商业贿赂犯罪”,在外延上包含了刑法规定的所有贿赂犯罪罪名,即《刑法》第三章第三节163条、164条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罪和《刑法》第八章贿赂犯罪。另一种观点仅把第163条、164条称为商业贿赂犯罪。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理解在刑法理论界是多数说。

刑法关于行贿犯罪的规定中均要求具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要件,但其具体含义如何,并没有作出规定。有关司法解释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两高《意见》中将“不正当利益”限定为“非法利益”，但仍未完全解决定义模糊的问题，如用非法手段谋取的合法利益是否属于“不正当利益”。

建议取消行贿犯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中“不正当”的限制。首先谋求“不正当”利益为目的实难证明。此外，“不正当利益”的概念模糊，从不同的立场出发结论可能完全不同，不利于对商业行贿犯罪的打击。无论是谋取不正当利益还是正当利益,均是一种贿赂行为,两者只是危害程度上的差异。刑法将行贿罪的构成限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固然是为了缩小打击面,以免轻易入罪,但同时也放弃了对并非谋取不正当利益但危害较大的行贿行为的惩处。事实上,只要行为人为谋取利益而给予有关职务人员或单位好处,情节严重、达到犯罪程度的,就应作为行贿犯罪处理。对于确实并非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四）刑法中规定贿赂手段规定偏窄

刑法将贿赂行为表述为给予“财物”，包括金钱和实物以及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财物”的数额也作为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立案和处罚的主要标准，因此在刑法执行中只能在“财物”范围内确定贿赂的内容。但在社会生活中有许多利益是难以用财物来估价的，比如行为人给他人找定一个带机关编制的工作职务，又该如何定性呢？这种行为虽然不是权钱交易，但却是权权交易，其社会危害性绝不亚于给予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因此实体的财物已不能概括现在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

建议将贿赂手段的内容界定为“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贿赂犯罪的手段定义为给予“不正当好处”,不但包括“财物”,还涵盖了除财物以外的其他不正当好处。前文提到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商业贿赂的定义也明确规定了贿赂手段包括“财物”和“其他手段”。

（五）贿赂犯罪财产刑适用欠缺

现行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财产刑的适用是较为欠缺的，尤其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如第 163 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受贿罪中,在受贿数额较大时,处 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没有罚金刑;在数额巨大时,虽规定“处 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但仍没有罚金刑，而且规定仅仅是“可以”,所以存在不适用没收财产的可能性。第 164条对公司、企业人员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行贿罪,对行贿数额较大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没有罚金刑;只在数额巨大时,才规定“处 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样既增加自由刑，又增加罚金刑的方式很容易导致罚金刑的异化，也使两个刑度之间差距过大。因为在必并的情况下，罚金刑应与自由刑一起分担刑事责任，那么就导致加重情节下的最低刑罚远高于未加重情节的最高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