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法律风险及应对措施_开题报告

    （一）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于2013年9月和10月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简称“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一带一路”需要各方的资源和条件配合，而在国际贸易与投资往来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我国作为实行“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大国，应积极主动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在生态环境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目前，国内法学界对于“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考验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

叶琪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环境冲突与矛盾化解》中指出：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态基础薄弱，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环境制度设计的差异，利益诉求多元化等，其实施不得不面临着发展任务与生态环境、环境技术与环境制度、结构升级与环境规制、经贸合作与环境壁垒、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等之间的矛盾。

刘恩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构建》中提出要建设相应的环境保护法律机制：“一带一路”战略下的贸易活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签署条款少，空白多，且条款笼统，建设相对应的环境保护法律机制是保护战略中与环境相关项目进行的重要措施。在《论“一带一路”环境争端解决机制》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加速了资源的开发、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也使国际环境损害的风险不断增加。“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实施手段是资源开发、投资和贸易，环境损害风险非常高。伴随着国家间、企业间环境纠纷案件的频发，需加速建立起有效可行的环境争端解决机制。当前形势下，“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立足于双边机制，建立多边独立的争端解决机制是长期努力的目标，现阶段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附设于亚投行，成为亚投行的组成机构，更具有可操作性。

王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问题及法治机制构建》中指出：尽管国际间以公约和规则等形式规定了国际环境污染的合作机制，但联合治理国际生态及环境污染问题并未引起“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的足够重视，更谈不上就此问题达成共识；相反，国与国之间就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的分歧还相当严重。由此来看，生态及环境污染问题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容回避的重要法律问题之一，要求沿线各国必须对此问题作出回应。 

闫妮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西北地区的生态风险及环境法应对》中指出：由于“保护优先”的原则尚未完全落实，现行环境标准不利于“一带一路”生态法治，特种垃圾进口的阻却机制不健全，跨国环境法律合作机制未形成等因素制约，导致“一带一路” 战略下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机制存在不足。

孙佑海在《绿色“一带一路”环境法规制研究》中指出：绿色“一带一路”要求我国“走出去”的企业接受东道国环境法的规制，同时自觉对接我国有关主管部门的依法监管。当前我国涉外环境立法严重不足，对“走出去”的企业缺乏环境监管; 司法机关受管辖权限制难以发挥职能作用；企业因守法意识淡漠而易引发诸多环境纠纷。我国应当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对“走出去”的企业从环境立法、环境行政监管、促进企业“合规”经营等方面进行指导监督；将司法机关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与建立健全国际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相结合，高效解决建设“一带一路”进程中的各类环境纠纷，依法保障建设“一带一路”目标的全面实现。

徐燕兰在《政府协调与“一带一路”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中指出：政府应站在更高的立场和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规划和协调，在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现状及环境诉求，吸取历史及现实中的生态教训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建立健全“一带一路”生态环境国际合作的制度；发挥大国政府的作用，为企业对外生态合作搭建平台。

吕忠梅在《新时代环境法学研究思考分析》中指出：新时代的环境法学发展最重要的任务是从事理分析转向到法理分析，构建法理分析的逻辑框架和理论体系。在研究基础上，过去比较注重环境科学、环境管理学，对法理学、法哲学重视不够；在研究路径上，过去比较注重社会法学，法教义学重视不够；在方法论上，过去比较注重还原主义，整体主义重视不够。因此，环境法学研究要在过去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法律逻辑、法律语言、法律思维的运用。同时指出了当前环境法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即适度推进法典化、长江流域立法、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黄浩明在《社会组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挑战与对策》中指出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六大挑战，其中之一即是缺乏政策依据和政策支持力度：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和基金会三个管理条例中均未给社会组织在海外设立办事处或分支机构提供政策依据，而且审批程序和方法也不完整，还缺乏国家宏观政策方面的支持。

陈大林在《民间环保组织面临的制度困境和行动策略———以山东省民间环保组织为研究对象》中指出，从民间组织的发展过程来看，由于民间组织工作灵活且多元，其发展总是超前于立法规定，很容易导致理论脱离实际的制度难题。如民间环保组织管理的对象是环境问题 （主要是自然环境问题），而环境问题在正式制度层面是由法律直接管控的，但法律又存在无力的状况，如果把民间环保组织作为补充力量纳入到管控中，其权力边界又不能分明。

正义网于2018年3月27日刊登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界:构建法律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出：在“新一轮机构改革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法治理论研讨会”上,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界建言我国尽快构建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以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如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胡保林表示,生态文明已经写入宪法，当前最迫切的是构建完善两个体系，一个是在宪法指导下推进立法体系的协调和统一，制定专门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性法律，规定生态文明的基本政策、法律制度、保障机制，对现有的环境资源法的体系进行重塑，对现行的各个环境资源法律中规定不一致的内容进行修改；另一个是完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的建设，即构建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经济和绿色生产方面的法律制度，构建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生活消费法律制度，构建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环境监管法律制度。在生态环境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别涛看来，生态环境立法体系的完善方向，最值得参考的就是民法典模式，这是一个法典化的立法模式，从通则到总则，再到专篇和分篇。建议参考民法典模式推进环境立法的适度法典化，在现行环保法和相关污染防治专项法的基础上，研究编纂环境法典，集中解决污染防治形成的多个专项法律的合理整合。

   （二）国外研究现状

闫妮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西北地区的生态风险及环境法应对》中指出：近现代，人类社会在经历工业文明粗放式经济发展，造成了大规模的自然环 境破坏、资源危机等一系列危机，使人类深刻意识到无节制开采自然资源，排放 污染物造成的严重后果。为反省人类无节制欲望的毁灭性，为拯救适宜人类自身 生存的自然条件，联合国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环保运动也从自发的 群众性活动，上升至政府行为。人类对于公平的认知也不再局限于同空间、同时间内，代际公平的认识使得人类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识上升到了一定层次，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也应运而生。至此，一系列环境保护相关研究展开，但纵观诸多经验与成果，国外并没有与“一带一路”战略完全契合的区域化经济相关环境法建设的先进经验。如在理论研究方面，对于环境法律的完善，很多发达国家一直走在前列，如荷兰对于环境的立法保护较为到位，己将欧盟制定的环境法规转化为国内法，令人称道的是其电子产品回收再利用方面，法律的规制较其他国家都更为完善（布瑞汉特、弗兰科，2003)。西方国家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不论是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都领先于我国。但是针对企业环保责任的研究，国内外仍然有待完善，尚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定论。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方面也有很多经验借鉴，各国学者在该领域已经进行了大量且细致的研究，其成果在各国法律及学术课题中都有体现：《日本环境法概论》中，交告尚史等学者对公害的损害赔偿纠纷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吉田邦彦在“21世纪中日侵权行为法的诸课题”中，就环境侵权方面，将中日两国列为分析对象，对两国未来环境侵权相关问题如何发展进行了探讨。《德国民法基本概念》中，哈里•韦斯特曼细致分析了环境责任的构成。也有国外学者和我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罗丽和徐今姬进行的跨国合作探讨，“韩国《环境政策基本法》 研究”一文中，对环境权的规定及该法对韩国环境保护产生的积极价值进行了交流与分析。

　

二、范文提纲

引言：“一带一路”倡议概述及沿线国家生态环境概况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法律风险（结合具体案例）

（一）国家间关于环境问题争端带来的法律适用问题

（二）企业“走出去、引进来”过程中面临的民事赔偿争议

（三）民间环保力量捍卫国家、集体的生态权益时面临的法律风险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法律风险的原因剖析

（一）国际环境法体系尚不完善，在其制定过程中中国话语权较弱。

（二）沿线国家法律分歧较大，跨国环境法律合作机制尚未形成。

（三）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机制不够健全，立足于“一带一路”绿色建设的相关法律条款有待查漏补缺。

（四）民间环保组织法律地位不明，积极性发挥不够。

三、针对相关生态环境法律风险提出对策

（一）增强在国际环境法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推动沿线国家达成生态保护共识，加强企业跨国环境侵权法律救济。

（二）以习近平生态法治思想为引领，加速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国内环境保护法律机制。

（三）确立民间组织参与“一带一路”生态环境建设的法律地位。

三、参考文献

（10篇以上）

著作：

[1]叶琪.“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环境冲突与矛盾化解[J].现代经济探讨，2015 (5)

[2]刘恩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构建[J].理论和现代化，2015 (6)

[3]刘恩媛. 论“一带一路”环境争端解决机制[J].国际贸易，2018 (4).

[4]王刚.“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问题及法治机制构建[J].法学杂志，2017(2)

[5]闫妮.“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西北地区的生态风险及环境法应对[M]. 兰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范文，2018.

[6]孙佑海.绿色“一带一路”环境法规制研究[J].中国法学，2017(6)

[7]徐燕兰.政府协调与“一带一路”生态环境国际合作[J]. 肇庆学院学报，2015（6）

[8]吕忠梅. 新时代环境法学研究思考 [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 (4) 

[9]黄浩明.社会组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中国社会组织，2017（11）

[10]陈大林.民间环保组织面临的制度困境和行动策略———以山东省民间环保组织为研究对象[J].学会，2015（8）

[11]正义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界:构建法律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Z].  :// .jcrb.com/legal/fzyc/201803/t20180327_1853637.html，2018年3月27日